在廣州與蘇童、嚴歌苓同獲獎的還有散文家周曉楓，她曾是張藝謀電影的文學策劃。我是電影《芳華》的文學策劃，很多人曾問我這到底是做什麼具體工作的。其實，這並非什麼新鮮的電影創作職位。

　　從小說與舞台劇改編成電影，這是大眾電影創作與生產的主要渠道，早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都是以各地電影製片廠的企業模式生產電影，文學策劃，就是原電影製片廠裏的文學劇本部，為電影發現可改編的文學作品、組織編劇改編，並溝通作家、編劇與導演這三者間的創作關係。那時的電影廠設在北京、上海、長春、西安、成都等省會、直轄市，都設有現在賓館功能的招待所，請參與電影創作的作家、編劇住到電影廠自己的招待所裏專心創作，陪同的都是文學部的編劇們。二十多年前，中國各地電影製片廠改制並解體，中國電影走向了民營資本生產為主，將此傳統傳承下來的是張藝謀。

　　從《紅高粱》改編莫言原著開始，他就陸續改編蘇童、余華等小說，成就了《大紅燈籠高高掛》、《活着》等經典。當年張藝謀的文學策劃是作家與編劇王斌，他為張導出任文學策劃達十六年，直到《滿城盡帶黃金甲》。王老師有較強的語言表達能力與社會活動能力，接替他工作的周曉楓則一直低調，為張藝謀電影忙碌同時，她堅持筆耕，《上帝的隱語》、《有如候鳥》等佳作頻出，成為近年中國散文家的代表。

　　承蒙馮小剛導演厚愛與嚴歌苓老師信任，我出任了《芳華》電影的文學策劃，在劇組及發行團隊的共同努力下，該片在內地票房近十五億元人民幣，這是近年唯一有文學策劃的改編自當代文學的高票房電影。中國電影，正回歸文學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