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伯納德創作的自畫像背景處有高更的一幅肖像畫　　作者供圖

　　上周去東京旅行，在上野公園附近的國立西洋美術館見到伯納德（Emile Bernard，一八六八─一九四一）的一幅畫。畫作取名《扮成遊吟詩人的自畫像》，畫的是這位活躍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法國畫家，將自己扮作遊吟詩人模樣，在林間獨自彈奏魯特琴的情形。

　　畫中主角雙目低垂，兀自沉浸在樂音中，全然不理身後翩然走過的兩位女子。而我在讀過伯納德的生平之後也發覺，他與畫中彈琴的男人一樣，也常常是抽離於這個世界的，處在寂寞的甚至是被人遺忘的狀態中。而他與好友高更的一段相愛相殺的友情，也成為後來人們津津樂道的題目。

　　伯納德與高更的最初見面，在一八八六年夏天。當時，他在巴黎一座美術學院讀書，還曾徒步遍遊法國西北部的布列塔尼，被當地的自然風情與人文歷史傳統深深吸引，並將其當作靈感來源，留下不少風景畫。那次會面時，兩位畫家並沒有過多地討論藝術，卻對彼此留下了良好印象。翌年，他們重逢，友誼迅速升溫。高更比伯納德大二十歲，年紀的差距並未阻礙他們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不久後，伯納德創作了一幅自畫像，並在背景處巧妙地嵌上了一張高更的畫像。

　　伯納德將這幅畫寄給了兩人的共同好友梵高。梵高在回信中稱：「色調簡單，只用幾條黑線，有着真實的優雅，一如馬奈。」寥寥幾句書信，一幅小畫，卻足以凸顯三人關係的親密。為禮尚往來，高更也在隨後的一幅自畫像的背景中，貼上伯納德的肖像畫作。這般惺惺相惜的姿態，真是像極了中國古代文人的詩詞唱和呢。

　　藝術家總是天生敏感，一言不合就分手，因而藝術圈中向來不乏反目成仇的案例。伯納德與高更友情破裂的原因並不複雜：高更的名氣越來越大，伯納德卻不甘心永遠處在友人光環的陰影中。更何況，高更藉以成名的象徵主義風格，還有他晚年那些創作於大溪地的、頗有些原初主義的畫作，不乏伯納德的影響，而高更對於友人的啟迪以及影響，卻一句話都不曾提及。

　　一八八八年，高更與伯納德各自創作了一幅群像作品，前者取名《布道後的情景》，描繪一群披戴白色頭巾的修女觀看兩位天使摔跤的場景，亦真亦幻，後者取名《綠色草原上的布列頓女人》，畫中同樣是一群戴着白色頭巾的修女，或坐或立，舉止悠然。粗粗看過去，兩幅作品不論內容（遠離都市的鄉間生活）或是筆法（寥寥數筆，扁平化構圖）都十分相似，難怪伯納德會因為高更成名而自己被無辜冷落而傷心不已呢。也不能怪伯納德玻璃心，試想好友將自己的創作手法借鑒重塑，卻對這一重關聯隻字不提，任是誰，也難免不滿憤怒吧。

　　有趣的是，當亦友亦敵的高更於一九○三年患急病匆匆去世（他只活了五十四歲）之後，伯納德的畫作數目也愈來愈少，再也不見足以代表其創作風格的佳作面世。高更去世的三十多年後，伯納德在巴黎死去，沒有人知道他晚年是否仍在畫畫，只知道他創作生涯最精彩的時日，便是與高更相愛相殺的那些日子。世事真是耐人尋味。

　　與那些肖像作品相比，我更喜歡伯納德的靜物和風景畫。他曾在創作頻密的一八八八年，畫過一幅小畫，名為《一棵黃色的樹》。作品本身並無特別之處，不過是樹林中孤單立着一棵生着黃色葉子的樹。那樹是孤單的，又透出幾分溫暖與可愛，或也是畫家彼處心境的直陳。而他一八九○年的一幅靜物畫中，有茶杯、茶壺和兩隻綠色的梨子，看起來也是安靜又孤寂的模樣。這又讓我想到上野美術館中的那件自畫像。再溫煦的色彩，再日常的情景，也掩藏不住畫家在這世間煢煢孑立的孤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