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新聞業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戰爭時期便已經成型了，可以說這是「現代戰爭史中爭議最少的一場戰事」。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之後，納粹黨的惡行經由影像的記錄與傳播而展現在世人眼前，這更加確認了攝影記者的「正當性」。

　　戰地攝影的初衷就如同戰爭詩歌的作用一樣：為了打響戰鼓、激勵將士。英國攝影師羅傑．芬頓（Roger Fenton）被公認為是第一位戰地攝影師。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在阿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的授意下，他被派往克里米亞成為英國政府的「官方」攝影師，為的就是要借這位名攝影師的鏡頭，來給這場越來越失去民心的戰爭挽回一些正面的印象。後來，發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地攝影已經在戰爭中享有了一席之地。

　　但是值得我們反思的是，這些攝影紀錄存在意義理應是讓公眾知悉戰爭的深重代價，並由此提高反戰意識，然而在達成這一功能性目標的過程中，戰地攝影記錄的角色地位並非那麼重要。人們對當時戰爭傷亡慘重程度的了解，多半不是來自戰地前線的照片，而是歸因於藝術家的繪圖以及記者的報道。

　　非洲奴隸史的研究者里歐．利瓦克（Leon Litwack）曾在他的著作《庇廕之外》（Without Sanctuary: Lynching Photography in America）中收錄大量於一八九○年至一九四○年間所拍攝的美國小鎮黑人居民慘遭酷刑的照片，並於二○○○年在紐約舉辦了攝影展，照片中的黑人被閹割、吊死、燒屍……其殘忍程度令人「難以想像事件全盤的恐怖」。

　　利瓦克在書中詳細寫道：「有人說這次展出的兇暴展品只是投偷窺者所好，只是不停地提供黑人受害的影像。這是一段不容易被吸納與同化的痛史。這些頁面上的影像被視為是野蠻的、喪心病狂的，超越了理性的範疇。

這些照片正重新定義什麼是『難以置信』，甚至令我們的腦筋麻木。但是我們必須重新檢視這些照片以設法理解：正常男女如何於生活中容忍、參與以及維護這種暴行？」

　　以攝影記錄下來的世界各地的悲慘和不公平的龐大庫存，讓大眾對暴行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也使得暴力恐怖現象變得更普通了，使它們看起來熟悉、遙遠、不可避免，變得就像一張照片一樣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