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天，由於半個月前拜訪了華裔將軍、古巴中國友好協會主席邵黃的遺孀後，一直沉浸在對故人的親情回憶中，不少涉及到他的事情相繼跳進腦際，形成漣漪，親近感和哀思交織在一起，真的是「斬不斷，理還亂」。

　　遠在西半球的古巴，有一個黃瓜品種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的，古巴城鄉一般賣蔬菜的人也會叫它為「徐貽聰黃瓜」，儘管他們無法準確地發出漢語的拼音，聽起來類似於「蘇毅貢黃瓜」。這個故事就同邵黃密切相關，日夜纏繞在我的心頭。

　　這個品種的命名是古巴國務委員會通過正式文件批准的，當年還由時任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農業部長在大型集會上正式、公開予以宣布並頒發的命名證書，具有完整的合法性，雖然它不具有科學價值。現在回想起來，心頭還暖暖的，充滿激情和驕傲。

　　用我的名字命名的黃瓜並非是我發明的植物新品種，它僅僅是遍及中國各地的普通黃瓜而已。只不過因為一個特殊的機遇，讓我在「無心插柳」中「無功受祿」，也成為了外交史上備受尊崇的一段佳話。

　　故事的由來是這樣的。

　　古巴如同美洲的許多其他國家一樣，種植蔬菜不多，品種也比較少。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古巴處於「特殊困難時期」，這種情況顯得尤為突出。對於習慣於蔬菜的中國人來說，類似的情況讓中國駐古巴使館的館員們很難接受，大家紛紛想辦法「自己動手」，爭取緩解。使館的院子比較大，有些邊角閒地，使館決定讓大家「開墾」，種植些蔬菜以補充需要。

　　古巴終年氣候炎熱，雨水充沛，很適宜於蔬菜的生長。很快，就有西紅柿、豆角、冬瓜、青椒，還有韮菜等品種的蔬菜顯現在人們的眼前，讓大家喜不自禁。我和老伴去後的第二年回國休假時，老伴託人在北京的南苑種子市場買了一些黃瓜和小白菜籽，帶回使館種到了「菜園裏」，也很快就「嶄露頭角」，顯出「旺盛景象」。

　　一九九四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勞爾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應邀到使館晚餐，隨行的有內務部長、國防部的幾位副部長，還有各個軍種的司令等人。邵黃將軍當然也陪同在側。就餐前，我們在院中漫步，同時輕快交談。走到「菜園」附近時，勞爾副主席看到架子上的黃瓜，問我那是什麼？我告訴他是中國的一種黃瓜，館員們種來調劑生活的。他問我能不能嘗嘗？我對他說，館員們知道他嘗過他們種的蔬菜，一定都會感到高興和榮幸。他邊說邊走進去摘了一條，用手抹抹了就吃。咬下一口後說，「哇，怎麼這麼好吃！能不能讓他們都嘗嘗？」我把大大小小基本能吃的黃瓜都摘了下來，但也不夠每個人一條，勞爾說你們就分別掰一塊吧，品嘗一下味道。同時，他對邵黃說，你在古巴幾十年，為什麼我們卻不知道中國有這麼好吃的黃瓜？

　　晚上，我把這件事情告訴我的老伴。她說，家裏還剩有一些黃瓜種子，你要不要給邵黃送去？第二天上班後，我給邵黃打去電話，問他想不想要點黃瓜籽。他馬上大笑起來，說我一下子就治好了他的失眠症，因為勞爾的批評使他一個晚上都沒有睡着覺。

　　同他約好時間後，我將黃瓜籽給他送去，並告訴他應該如何種植。邵黃在哈瓦那城內外有好幾塊種蔬菜的園地，還有一些技術人員。按照我給他們傳授的方法，那些黃瓜種子很快就發芽、開花、結出果實。在這個過程中，邵黃經常給我打電話，帶着可以感覺到的喜悅，向我介紹黃瓜生長進程中每一步的情況。

　　一九九五年五月的一天，邵黃約我去他那裏見面，但沒有告訴我要談什麼。由於我們經常見面，很多時候都不問緣由，我就答應了。到現場後，我發現農業部長和好多位省委書記、省長都在那裏，便對他說，你有事，我改日再來吧。農業部長馬上說，你可不能走！你走了，今天的會可就砸台了。因為都是老朋友，我就沒有再問，帶着狐疑跟着他們走進了數百人的人群。

　　就在那次他們為了給我以驚喜而有意不預先通知我內容的集會上，農業部長和省委書記、省長們向我介紹了中國黃瓜在他們那裏普及的情況，農業部長宣讀了國務委員會關於命名「徐貽聰黃瓜」的政令，還當場頒授給了我由卡斯特羅主席親自簽署的命名證書。

　　這幾天，我在回憶這件往事中，常常思忖，這個黃瓜品種是應該用我的名字命名呢，還是應該用邵黃的名字命名？我只是帶去了中國的黃瓜種子，其他什麼都沒有做，是邵黃，親自參與並指導了它的種植，還在古巴大力進行了推廣，為它在古巴的土地上成長並迅速擴展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對當時處於嚴重困難中的古巴農業和旅遊業都產生了積極的成效，貢獻不可謂不大。

　　一段真實反映中國和古巴友誼的歷史。儘管裏面有我的成分，但把它寫出來，更多地是想讓讀者了解兩國友誼的反覆內涵，並永遠記住其中的一位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