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的認知方式中，某一件東西要變得「真實」，就必須要有影像。一場戰爭、一場暴行、一場流行病、一場自然災害，如果要使得它們成為廣為受關注的對象，就必須通過各種向公眾散布影像的系統，如報紙、雜誌、電視、網絡等，來擴大其影響力。

　　新聞圖片被視作為抗議暴力的主要工具，有些記者將拍攝此類新聞圖片稱作是「關懷攝影」（concerned photography）。鏡頭下的影像已化身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了使某種危機進入大眾的視線與意識，攝影報道加之大眾媒介的傳播是必不可少的。對那些並非身處其境，只不過視之為新聞般的追讀、接受的人來說，只有被拍攝為照片的事物才是「真的」。

　　照片為我們提供了辨認事件的便利，也讓事件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從而加深我們對事件的記憶。大衛．瑞夫（David Rieff）在觀看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五年期間拍攝的塞爾維亞暴行照片時指出：「我們可能透過敘事去理解，但卻憑藉攝影去記憶。」

　　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一書中把相機比喻為「色眼」或「光槍」。巧合的是，「照相」與「槍擊」在英語中用的也是同一個單詞：shoot。攝影是對他者的侵襲與冒犯，而且是一種比實際攻擊影響更大的「象徵性冒瀆」。正如目光的窺淫和槍炮的獵殺一樣，在攝影行動中始終不免存在着「掠奪」。「一如相機是槍支的昇華，拍攝某人也是一種昇華式的謀殺──一種軟謀殺，正好適合這一個悲哀、受驚的時代。」

　　快門按下便能形成影像，攝影師們正在用影像來重構人類的處境，經由攝影師們的攝影行為，影像創造了認識世界的新觀念，好像在為我們解釋這個我們所不了解的世界。但事實上，一張照片絕不僅僅是某個事件與某位攝影者遭遇的結果。從按下快門到形成影像之間的一連串動作可被視作為「影像政治的運作」，擺在枱面上的「正義性」，都是在一定的道德體系和權力結構的「支配」下被建構出來的，這其中亦不可避免地潛伏着隱性的暴力。最終人們可能學會多使用相機而少使用槍支來發泄他們的侵略慾望，這一行為的代價是使得這個世界的影像更為氾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