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年春節未過，數十年的摯友張宇前來瑞福老宅看我，同時送來了當時尚未公開首發的《破冰》一書。該書副題是「上海土地批租試點親歷說」，由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洋洋大觀的近四十六萬言，由卅位親歷者口述四十年前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內幕，其中還有百多份珍貴照片史料披露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如何發端的。

　　張宇就是「親歷者口述者」之一，聽他講二月二十五日上海首發式時，出席的有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開發「新天地」成功而被冠以「上海姑爺」稱號的羅康瑞等。作為當年第一個參與新中國土地批租的國外投資者孫忠利先生未曾來。這位被稱「第一個吃螃蟹」的孫先生說，我是住在日本的一個華僑，從事不動產開發，在日、美、新加坡和香港都有投資。其父是個奉幫小裁縫，一九二三年從寧波到上海後再赴日本，開始一句日語都不會講，靠手上會裁能縫的本事成了家業有了他這個兒子。忠利是一九三四年生的，當時中國國難重重，父親常常對他說「你長大了一定要到祖國做一件事情」。他在港有緣與張宇結成合作夥伴，又碰巧從其口中得知中國改革開放了，又領先一步獲悉上海批租招標消息，孫忠利頗有感嘆地說，「哎呀，正好我可以回到中國去做一件事！」他是為了完成老父的重要囑言，就這麼簡單樸實。他是花了二千八百多萬美元價格中標的，但是，標價甚是高過其他投標者，因此當時香港許多媒體說他是「孫瘋子」。

　　張宇是代理孫先生投得上海虹橋二十六號地塊的人。此次接受口述訪問時，訪者尖銳地問他：有人說二千八百萬美元中標價格太高，也有人說你是為了拿佣金而抬高價格？幸好孫忠利先生在口述時說，這是中國第一次批租，和社會主義國家做土地買賣的開發商，過去是根本沒有的，沒有可以參照的。投標的價格是我自己定的，我是根據日本的土地價格，決定了我自己的價格。那時候日本泡沫經濟，土地很貴很貴，我就從日本的價錢想起，我相信百分之三十就夠了吧，百分之三十就等於二千八百萬美元。中標之後，孫忠利說自己真的非常非常開心，因為我可以在祖國開始自己的開發計劃了，像是生了一個特別好的兒子一樣。

　　還有一位程永康先生，也沒有來參加上海的首發式發言，但是應該記他一筆。他也是滬人，一九八八年初入張宇的文華行，翌年離開協助孫忠利籌劃在批獲的地塊上建成太陽廣場。他與張宇是舊識，是安亭路小學校友。是他最早從老友王安民那裏獲悉上海要開始搞土地批租。安民的母親閻明光，他的大舅是當過毛主席俄語翻譯的閻明復，外公就是赫赫有名的閻寶航。安民的母親時任申大集團董事長，照程先生說，我和張宇是買賣雙方的牽線人，但是，這件事最初是閻明光獲得資訊，並且通過她來促成的。

　　太陽廣場曬太陽，曾經成為上海灘議論紛紛的一個謎團。孫忠利中標於一九八八年，其實他很快投入資金加快設計急於開工，並不如馬路新聞那樣說他二千八百萬美元高價競標誌在必得，一家一當弄光了，太陽廣場只好曬太陽哉。

　　太陽廣場是一九九○年歲尾成「爛尾樓」的。事實上由於當時美國、日本地產都不景氣，孫氏企業損失高達兩億多美元。孫忠利先生打算收縮其在日本乃至美國的產業，來確保太陽廣場一定要搞上去，並提出了兩個具體方案。一是請上海方面出資將地面建築完成，然後按比例分割房地產；二是請求上海的銀行能貸款四千萬美元，由他完工建成，孫先生本人願以太陽廣場建築和在美國的一棟辦公樓作抵押。有關部門得知真實情況即向上海市領導呈上一份簡報，很快，市委吳邦國書記就對「簡報」作了批示，要求有關工作部門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幫助孫忠利的「太陽廣場」項目復工、上馬，並批轉黃菊市長。

　　有人問撰寫此份讓「太陽終究升起」的簡報的龔伯榮：在你看來，當時上海兩位領導為什麼對這個項目如此重視？原因何在？正如龔伯榮這位復旦經濟學碩士所分析的，這主要與當時上海改革開放的宏觀形勢和國內外大環境有關。哪裏來的「宏觀形勢」？眾所周知，鄧小平同志在那段時間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說：「現在國際上擔心我們會收，我們就是要做幾件事情，表明我們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而且要進一步的改革開放。」《破冰》這書的三百一十二頁頗有意思地插圖了從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至四月十二日連續刊發在上海《解放日報》上以「皇甫平」署名的社論。那年是羊年，由周瑞金、施芝鴻等人根據鄧公當時重要內部講話撰寫的系列社論開篇就叫《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社論提出，九十年代上海的開放要邁大步子，必須有一系列嶄新的思想，敢於冒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這對我們的開放意識，更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一九九一年春天，鄧公在滬視察就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幹啊！」「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孫忠利，張宇，以及羅康瑞諸港人所以能享有參與「破冰」的榮光，不言而喻是適乎了祖國之改革開放潮流，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