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羅豪才主席的學術研究有一條清晰的脈絡，從「行政法與平衡理論」，到「公法與公共治理」，到「軟法與協商民主」，再到「人權與法治建設」，內涵不斷深入，外延不斷拓展。但貫穿於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協商互動的精神。正如他經常談到的，法律是用來調節社會關係的，對抗不是目的，合作才有共識，要通過良法善治實現「更多協商，更大共識」。在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之間，在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要通過建立健全協商互動機制，協調關係、化解矛盾、增進共識。

　　「更多協商，更大共識」

　　這種協商互動的思想，繼承了中華傳統文化中「和合」的思想精髓，同時又吸收了西方文化有益的成果。正是在博采古今、融通中西的過程中，思想不斷昇華、學術不斷拓展。我曾經陪同羅主席出訪過很多國家，每到一地，他總是要到當地高校的法學院去座談，就公法、軟法與人權等問題充分交流意見。記得有一次，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學訪問，在談到軟法研究時，他甚至能說出該校一名普通教師的名字。原來，他訪問日本之前就了解到該校成立了一個軟法研究中心，並注意到該中心的研究成果。還有一次，他到莫斯科大學法學院訪問，就行政法的平衡理論達成高度共識。莫斯科大學還將他的論文翻譯成俄文，進行廣泛推廣。是的，他一直推動中西方學術的交流，他的《軟法亦法》一書已譯成英文出版，發行全世界。

　　對羅主席而言，協商互動機制不僅停留在學術研究層面，而且在具體工作中，他也是身體力行。他常說，人與人之間、團體與團體之間，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對某一問題有不同的認識不要緊，關鍵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通過充分協商求同存異，爭取最大程度的共識。比如，二○○四年，羅主席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強同香港法律界的聯繫，努力就二○○七／○八年的普選問題達成最大共識。他先是到訪香港，與香港大律師公會、小律師公會等團體進行充分交流。由於他的學者身份和學術背景，加之又風度翩翩，平易近人，交流起來非常方便，效果很好。後來，他又邀請香港律師界組成一個非常廣泛的代表團訪問北京，進一步深入交流，體現了深厚的學術背景和高超的政治智慧。許多香港律師界的朋友說，羅主席待人寬厚誠懇，同他交流就像面對一位仁慈的長者，可以暢所欲言，交心談心，完全沒有心理負擔。

　　有人把平衡理論當作一種「中庸之道」和簡單調和。羅主席對此一笑了之，並進一步深入指出，《中庸》探尋的是人的智慧本性，關鍵在掌握一個「度」，把握一個「臨界點」。《中庸》告誡我們，「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他進而提出，高尚的人，要做到「德致廣大，學盡精微」。

　　羅主席十分注重加強公民道德建設。二○○五年他在第二屆公民道德論壇上指出，加強公民道德建設，既要繼承傳統美德，又要大力弘揚時代精神；既要反映社會主義的本質，又要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既要堅持以人為本，又要重視宣傳教育工作；既要堅持「以德治國」的方針，又要堅持「依法治國」的方略。這些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和歷史意義。他恪守「修齊治平」的理念，深諳儒家「忠恕之道」，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雍容大度，善心善行，時時處處閃耀着道德的光輝。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求很嚴格，希望大家努力做到「眼界要非常開闊，心胸要非常寬廣，處世要非常大氣，為人要非常謙和」。每次到外地考察，他都平等對待每一個服務人員，包括賓館的廚師，都要請他們出來當面致謝。他正是以他的人格魅力和大家風範，影響和帶動周圍的人！

　　羅主席對學術研究的精益求精是出了名的。許多博士生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既希望接到他的電話，又害怕接到他的電話。大家都說，他是一個尊重學術、敬仰學術的人。每篇論文都要有獨到的見解，都要仔細斟酌，反覆修改，有時候不到最後一刻不定稿。在我的博士論文正式出版後，我將樣書送給羅主席。滿以為他會說幾句表揚的話，可是他卻語重心長地說，學術研究是一門遺憾的藝術，有時候往往成為一種易碎品；要成為學術經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回想起這句話，我深感內疚，十分慚愧，惟恐辜負了他的信任。

　　在戊戌年除夕之夜寫下上面這些話，竟不知說了些什麼。唯有羅主席的那張照片立在眼前，彷彿他依然在我們身邊，永遠不曾離去……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