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柴可夫斯基認為，音樂創作靈感是勤奮工作的產物 資料圖片

　　去年，王鼎鈞先生的新書《靈感》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這位九旬散文家說，靈感的可愛在於「靈光閃過，靈思湧現，晨露初滴，新桐乍引」，「熱愛寫作的朋友無需覺得靈感神秘，無需慨嘆靈感難得，同類生同類，讀這本書，可以從別人的靈感中來，到自己的靈感中去。」

　　筆者讀其書，真有「從其靈感中來至己靈感中去」之感，並因此聯想到柴可夫斯基關於靈感的論述。這位俄羅斯作曲家喜歡法國詩人繆塞的《四夜組詩》，其中一首《靈感》寫出了靈感的神秘性，他曾反覆誦讀：

　　「為什麼我的心跳得這樣快？是什麼東西在我身體裏遊蕩？使我平白地感到驚慌？是誰來了？誰在喊我？─沒有人。我孑然一身，只聽得時鐘在響。」

　　但是後來，根據自己的音樂創作經驗，他覺得靈感不像繆塞形容的那樣神秘飄渺，而認識到靈感更是勤奮工作的產物。他寫道：

　　「靈感不是一位隨叫隨到的訪客。無論什麼時候都應該工作，一個真正的誠實的藝術家不能藉口興致不佳而袖手閒坐。如果有人等着好情緒，而不去半路上迎接靈感，就很容易墮入懶怠和冷漠。他應該相信，當他克服了自己的壞情緒，靈感就必然會來臨。」

　　柴可夫斯基認為，人的惰性很強，藝術家的責任是永不屈從於懶惰。他常給自己嚴格規定每天的作息時間，如有一年，他固定的工作時間是從上午十點工作到中午一點，再從下午五點工作到晚上八點。他說：「每天在固定的時間裏，從腦子裏擠音樂，這不是容易的。」不過，他還是樂此不疲，安坐冷板櫈，從腦子裏「擠」出一部部交響曲、協奏曲、歌劇、芭蕾舞劇，一生的作品全集多達六十三卷。

　　他十分欽慕格林卡的才華，可又深為這位「俄羅斯音樂之父」惋惜，甚至「懊喪得要痛哭」，因為格林卡的一生僅僅顯示了他能做什麼，而沒有做到他能做的十二分之一。他出生於貴族家庭，柴可夫斯基說他「用貴族的態度」從事音樂創作，有興致時玩票似地寫一點，更多時候是恬淡賦閒，什麼也不寫。

　　柴可夫斯基讚賞的是「鞋匠的態度」。他在一八九○年給詩人羅曼諾夫的信中寫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門德爾松、舒曼創作他們不朽的作品時，就像鞋匠做靴子一樣，每天都工作；多半都是如此，因為他們常有訂約，結果便有傑作產生。倘若格林卡是個鞋匠，不是貴族，他將寫出十五部歌劇，而不是兩部（的確，這兩部是出色的），還會加上十部奇妙的交響曲。」他多次感嘆：「格林卡寫得太少了！」

　　柴可夫斯基自己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鞋匠」，一個勤勉不息、孜孜不怠的「做靴子的工匠」。他說，他的工作制度是「純粹手工業式的」，也即「絕對正規化的」，按時按點，按部就班，「沒有半點馬虎」。當然，這並不意味他否定靈感的作用，相反，他認為靈感有兩種，「一種自然的來自內心，另一種來自訂約。」他說，藝術家過着雙重生活：一般人的生活和藝術家的生活，而這兩種生活不總是同時並存；在有人請求他寫作並規定期限的情況下，他一般也都能激發起自己的情感，在不特別快樂的時候可以滿懷歡快的創作情緒，在愉悅的環境裏也可以寫出充滿憂傷情緒的作品。

　　寫於一八八○年的慶典序曲《1812年》便不完全是他自己的靈感的產物，而是應約為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落成典禮而作，這座教堂毀於一八一二年拿破侖侵俄戰爭的戰火之中。他起初沒有把握，不知能否寫好，結果卻譜出了一部深受大眾歡迎的佳作，在戶外演出時曲中的炮火聲使用真的大炮，更顯示它是一曲氣壯山河的凱歌。高爾基稱讚這部序曲是「深具人民性的音樂」，「表現了莊嚴的歷史時刻，極其成功地描繪了人民奮起保衛祖國的雄偉氣魄」。顯然，《1812年》既是柴可夫斯基這個「鞋匠」的受約應景之作，又是這位藝術家「自然的來自內心」的靈感之作。

　　柴可夫斯基後來又一次談到「工匠」與「靈感」的關係：

　　「根據經驗我知道，如果一個人實在不願意工作，他就永遠做不成什麼事情。任何藝術家、作家、音樂家，其實也就是一個工匠。難道淺嘗輒止、意志薄弱和懶惰懈怠，就能等到靈感來臨？假如你懶懶散散，便休想得到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