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裏的寒風，讓人心生涼意，冬日裏的雨，讓人不免生愁……

　　這個冬天裏，最大的冬涼，大概莫過於聽說余光中先生病逝了。

　　作為一名內地讀者，我跟絕大多數文學愛好者一樣，對余光中的了解，很多是從一九七一年寫的那首《鄉愁》詩歌開始的。其實，《鄉愁》是一壺陳酒，經了歲月長久的醞釀。

　　余光中先生在一九二八年生於南京，亂世飄零、顛沛流離，去國別鄉的黍離之悲，於少年時代便早早鋪就了他的人生底色。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先生細訴自己少年時代避亂四川，嚮往乘坐火車去遠方遊歷，漸漸地，記憶漫漶，像鐵軌一樣穿行過人生的各個站點。恍惚有姜文、侯孝賢影片中老式火車鳴響、鐵軌向天邊延伸的意象，就這樣時序紛飛，從上海到安南、到昆明，然後是台灣，接着是美國、歐洲、香港，一定要用長鏡頭啊，長長的鐵軌長長的記憶長長的一生！

　　《思蜀》、《黃河一掬》、《金陵子弟江湖老》……先生如屈子行走水湄，心念故土、魂繫故人，筆墨中並無悲憤狂狷，只多了一份百轉千回的深情，把海峽的這一頭與那一頭串聯在數不清的詩文篇章裏。

　　《鄉愁》盛名太讚，許多讀者以為余光中是「鄉愁詩人」，其實他「上承中國文學傳統，橫涉西洋文學藝術」，涉獵極廣、多有建樹。他在《四窟小記》中寫道：「詩、散文、批評、翻譯，是我寫作生命的四度空間。」年少氣盛時他曾自詡右手寫詩，左手為文。他將第一部散文集冠名為《左手的繆思》，以彰顯詩為正果，文為副業，評論、翻譯為餘事，皆隸屬「第三隻手」；此外他還鍾情於繪畫、音樂以及天文、地理、歷史，諸般種種，星月輝映，造就一個「藝術的多棲主義者」。

　　余光中並非一個只埋頭書齋的作家，他的眼光投射在個人之外的世界。《我的寫作經驗》、《六千個日子》等文，不僅系統闡述了余光中的文藝理論，我們更能了解上個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的台灣文學生態。作為「藍星」社重要成員，余光中通過《第十七個誕辰》，讓我們窺見了台灣詩界的困境，他說現代詩「念念不忘於個人在現代社會中的孤絕感」，總是「向內去發掘一個無歡的自我」，最厭煩「偽虛無的流行」。現代詩也當繼承《詩經》的開朗，「喜悅和悲哀，同為生命的兩大動力」。

　　學者、作家身份之外，余光中為人父、為人夫、為人師、為人友，那些寫日常、寫讀書、寫交際的文章，少了肅穆多了活潑，更顯親近與平易。《沙田七友記》寫宋淇、高克毅等友人，筆端多諧趣，《文章與前額並高》，估計梁實秋先生看到了，也只能無奈搖頭，嗔怪他「你呀，你呀！」余光中的家庭是女性世界。他戲說他與五個女人為伍，戲稱余宅是「女生宿舍」，他是「舍監」。《我的四個假想敵》亦莊亦諧，笑談中蘊深愛，令人捧腹之餘備感溫馨。

　　在這樣冷清的季節，重新翻閱余光中的作品，遺憾先生的離世，但心情卻又漸漸地得到了暖和，只因那字裏行間的美好。先生享年八十九歲，這輩子錦繡繁華、淒風寒雨，大約都看過了，留給人世的豐盈，讓我們在以後的歲月裏，永久地記住他，懷念他便已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