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燃燈塔
隨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設，通州——這個「左輔雄藩」之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通州自古物華天寶，地靈人傑，因此域內各類文物星羅棋布，不勝枚舉。各個重要的歷史時期都留下了珍貴的文物，它們展現着通州形成的歷史脈絡。
西漢路縣 隋唐運河
通州的地緣區位優勢很早就被古人注意到。迄今所知通州最早的行政建置為「西漢初置」的路縣，隸屬漁陽郡，約在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一九五年）設立。名為路縣，大抵是路路相通之意。
公元九年，王莽改制後，把路縣改稱通路亭。東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元年（公元二五年），因縣依水改名潞縣，同時，漁陽郡治自今懷柔區梨園村一帶遷此，郡、縣兩級政府機關並設於此城。次年，漁陽太守彭寵因對劉秀不滿，舉兵叛朝。八月，劉秀派遣將軍鄧隆、祭遵率兵前來平叛。建武五年（公元二九年）春，彭寵為家奴所殺，祭遵攻入城內，放了一把火，殃及千餘家，縣治由此東遷今河北省三河市城子村一帶，郡治也還遷舊址。潞城不再作為治所。
五代時期後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將潞城重新修葺以抗契丹，後來清朝乾隆皇帝作一首《潞河懷古詩》，高度讚揚趙德鈞「城潞戍幽」的功績，「空傳彭寵守漁陽，城水東西究莫詳。只有德鈞衛耕稼，至今鄉尚號甘棠。」因為潞城的城址一直都在，「潞城」之名也屢屢見於文獻和通州出土的唐、遼代等時期墓誌上。
明代，為修繕通州城垣、倉場、衙署等官家建築，補充水運南方磚料不足，在潞城內設窰，取用千年古城牆熟土燒磚，將東、南兩面城垣用盡，只餘西、北垣牆以抵諸河泛沖村莊。至清光緒年間，是城西北角樓台尚存殘跡，北垣依舊。
隋煬帝大業四年（公元六○八年），為用兵高麗，開鑿了起自洛陽，過天津，直達薊城（今北京）的永濟渠，並與此前的通濟渠貫通。從此，一條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運河誕生。大運河在中國成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如果將綿延萬里的長城比喻成中華民族挺立不屈的脊樑，那麼貫穿中國南北的大運河則是民族流動不息的血脈。
大運河的開鑿為經濟發展、社會繁榮奠定了堅定的基礎。「半天下之財富，悉經此路而進。」元代郭守敬又縮短、調直了大運河的航道，使其至今仍在發揮着巨大的作用。大運河由於顯示了中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的卓越技術，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積澱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蘊，凝聚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多領域的龐大資訊而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對通州的發展有着至關重要影響的漕運經濟與文化得益於大運河的開鑿，通州由此前的單一陸通變成了水陸兼通，更帶來了南北文化的相通。大運河的通州段主要是通惠河和北運河。元代馬可．波羅去杭州，清代英國馬嘎爾尼覲見乾隆，都經由大運河。通州三寶：小樓燒鯰魚、大順齋糖火燒、萬通腐乳，都與運河有着不解之緣。
遼代燈塔 元代鐵獅
被通州人親切稱作「通州塔」的燃燈佛舍利塔，高十三層、五十六米。塔身為八角形密簷式磚木結構，北京大學內著名的博雅塔便是以其為原型修建的。塔基周長約五十四米，塔頂有銅製塔剎直指青天。
燃燈佛，又稱定光佛、過去佛。佛教書籍載，其出生時，身邊一切光明如燈，故名燃燈太子，作佛亦名燃燈。塔上有磚雕、神像四百餘尊，各類紋飾、佛教故事、圖案內涵豐富，形態各異。塔上懸掛銅鈴二千四百餘隻，上刻捐獻者的姓名、籍貫和祝禱語。半空中叮噹作響的塔鈴聲，似是九天仙樂灑人間。令人叫絕的是，燃燈塔與古運河相距幾百米，卻能塔影垂映運河，昔日運河中過往的漕船商舟遠遠就能望到。因此清代詩人王維珍寫道：「雲光水色運河秋，滿徑槐花感舊遊，無恙蒲帆新雨後，一支塔影認通州。」
燃燈塔建於何年？至今似乎還沒有一個統一說法。據塔前石碑上的文字看，是「唐貞觀七年」。但也有專家考證，此塔是建於北周宇文氏時期鎮洪水之患的鎮河塔。而更多的人認為是建於遼代。不論哪種，此塔已聳立於大運河畔一千多年，歷遼、金、元、明、清諸朝。民謠有「先有通州塔，後有通州城」的說法。
燃燈塔是大運河畔的第一座塔，與臨清舍利塔、鎮江文峰塔、杭州六和塔合稱「運河四大名塔」，成為大運河和通州的突出標誌。明代的通州八景中首位即是「古塔凌雲」。燃燈佛授記的謁語是：「是後九十一劫，名賢劫，汝當作佛，號釋迦文如來。」此塔亦然。千餘年來，屢經劫難，其間幾遭地震，八國聯軍侵佔通州時，士兵以洋槍擊射塔上青銅法器，擊斷塔剎寶鏡，掠走風鐘千餘。經三次大修，一次重修後依然屹今不倒，成為今日通州的文化地標。
通州多元的宗教文化是北京宗教文化的縮影。塔的東側，還有三座呈「品」字形分布的廟宇。它們分別是儒教的文廟（俗稱學宮）、佛教的佑勝教寺（俗稱塔庵）、道教的紫清宮（俗稱紅孩兒廟），合稱三教廟，由此形成了「三廟一塔」的古建築群。
三座廟宇中，文廟在前，規模最大，創建於元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年），比北京孔廟尚早建四年。儒、釋、道三教在這裏互為緊鄰而又相互獨立，和諧共存了四百餘年，在全國各省、府、州、縣是唯一獨有的人文景觀，反映了大運河文化的開放性與包容性。
元代戶部在通州設京畿都漕運使分司署，管理通惠河，並鑄造了雌雄兩鐵獅置於衙署門口。不明何因，雄者無存，只餘雌獅。雌獅高約一點四米，蹲坐於方台上，頭略左側，鬈毛覆耳披肩，口張舌蜷，怒目前視，胸前懸鈴，右足按座，左足前屈，利爪下撫卧昂頭幼獅。腳下的方台右銘楷書「皇慶二年（一三一三年）八月……」，左銘「鎮宅大吉」。造型生動，威武雄壯，鑄造精緻，是北京地區現存古鐵獅之最大者。
張家灣鎮裏二泗村的佑民觀俗稱娘娘廟，裏面供奉的是女神天妃（東南沿海一帶多稱媽姐）。這座觀歷史悠久，與漕運密切相關，受到元、明、清三代皇帝的敬奉。
元代海運萬戶侯張瑄指揮海船運糧，沿海駛進天津口岸，到達里二泗，每次海運都較為順利。漕運官兵認為是天妃女神在保佑一路平安。為感其靈驗，遂建此廟。酷好道教的明世宗到此後，賜名「佑民觀」。這裏也由此成為中國道教中「正一道」的重要傳承地點之一。
明代古城 萬舟駢集
張家灣，因元初曾經的海盜、後來的海運萬戶侯張瑄督運江南糧米至今天津海河，再轉入北運河至今大高力莊東河道北轉處停泊，由此陸路轉運到大都城故名。
明代，張家灣登上了歷史舞台，成為大運河北端的大型碼頭，號稱「明朝京東第一碼頭」。明清兩代農曆四月後，各地運糧船從通州東關一直排到張家灣，該景象是「通州八景」中的「萬舟駢集」，可謂「水上長城」。
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三六四年），為防禦蒙古入犯北京，搶築了張家灣城，以拱衛京師，保護運河漕運。城內原有商舖、街巷、會館、寺廟等。
張家灣城南門外有轍跡深深的通運橋，橋修於明萬曆三十三年（一六○五年），因橫跨蕭太后運糧河上，也被稱為「蕭太后橋」。橋兩側欄板內浮雕寶瓶、蓮葉紋飾，別致罕見。橋南端迤西，有潞河水馬驛遺址。橋及附屬設施，是研究大運河水利工程及張家灣民風民俗的重要實物。
因為河渠縱橫，多河富水，通州域內有眾多古橋。八里橋因在通州城西八里而得名，如今是一半屬朝陽一半屬通州。橋建於明正統十一年（一四四六年），為三券高拱石橋，是拱衛京師的四大橋之一，也是通州通往京城的要道。通州八景之一的「長橋映月」即指此處。
當然八里橋被後人銘記，是因為清代的「八里橋之役」。一八六○年九月十八日，清軍將領僧格林沁從張家灣敗退八里橋，並以此為險要據點把守。在八里橋狙擊戰中，中國軍隊以罕見的勇氣和堅毅痛擊侵略聯軍，身着黑邊黃袍的皇家禁衛軍，在槍林彈雨中揮舞着旗幟，憑血肉之軀列陣於橋上，沒有一個人後退。最後由於武器裝備的落後和兵力未能及時接應，守橋官兵全部以身殉國。從此，京東門戶洞開，京城暴露在侵略者面前，中國歷史進入了新的一頁。
中、琉兩國的交往源遠流長，從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起，至清光緒年間五百餘年，兩國之間封貢關係不斷。
張家灣城外今立禪庵村東有琉球國墓園，葬有向清朝進貢的副貢使、彙報國情的陳情官和來學習的官生。最早葬此且職位最高的是朝貢副使、正議大夫楊聯桂（漢名）。他在清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年）十月，於北京病故，「蒙恩選擇吉地」，就選中中琉兩國交往的必經之途——張家灣客船碼頭的南側。當時康熙為表示對琉球國友好，還為楊聯桂樹立了一通諭祭碑。最早葬此的官生叫蔡宏訓（漢名），他被琉球國派到北京國子監研讀漢學，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累病而逝，也葬於此。最晚葬此的是陳情都通官王大業（漢名）。琉球國墓地是中琉文化交往的見證。
御製石道 清真古寺
永通橋以東二百米，京通快速路北，矗立着雍正皇帝撰寫的「御製通州石道碑」。碑身高約五米、寬一點六三米，正面雕刻滿、漢兩種文字。
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清世宗欽命動用國庫巨額白銀將原來朝陽門至通州的土道鋪築成石道。第二年，工程完。石道全長五千五百八十八丈，寬二丈，一般稱京通間四十里石道，兩旁又有土鋪路。這樣極大的方便了陸路交通，加強了有「小燕京」之稱的通州與京城之間的聯繫。從南方乘船而來的官員、學者、商賈等在通州棄舟上岸，換車馬前往京城；取道水路南下的人，從京城來到通州換船。人來人往，川流不息，車水馬龍，絡繹不絕。
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立碑。碑文將通州之要、道途之難、修路之需、石道之工、始竣之時、費用之巨一一交代清楚，高度概況地評價了通州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及對北京的重要作用。
民族通也是通州的一「通」。隨着漕運與商業活動的頻繁，大批回民在通州域內形成聚集區，並陸續建成了張家灣、馬駒橋、于家務等清真寺，它們是民族融合的產物和見證。
位於回民胡同西段南側的通州清真寺為北京四大清真寺之一，佔地面積十餘畝，歷史悠久，建築別致，規模宏闊，布局緊嚴。主要建築有邦克樓、禮拜殿、望月樓等。
通州清真寺最早出現在元延佑年間，明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年）、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重修。清康熙年間，清聖祖曾至此寺，遂有邦克樓門額楷書「萬壽無疆」大木匾。光緒、民國年間經過重修，先後做過清真大學和小學。上世紀六十年代風靡一時的電影《野火春風鬥古城》曾用此寺作部分外景。
通州有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比較著名的有明代的通惠書院和清代的潞河書院等。今年建校已一百五十年的潞河中學掩映在參天古木和百花群芳中，其最早前身是清同治年間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建立的潞河男塾。
《辛丑條約》簽訂後，美國牧師用賠款、國庫和地方攤派，建成了具有哥德式建築風格的謝氏樓、衛氏樓、教士樓、文氏樓等西洋式建築。它們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民主革命時期，這裏成為北方革命要所。抗戰時期，這裏高舉「民族魂」旗幟，設立臨時醫院，救護長城抗戰傷患。從這座名校中走出了黃昆、侯仁之、劉紹棠、王洛賓、周文彬、刁光覃、秦馨菱等各界傑出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