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在運用數字方面有獨特的優勢。古往今來，各種用數字連結的名詞、成語數不勝數，諸如三蘇、二王八司馬、四大發明、八仙過海，以及三心二意、五湖四海、七上八下等成語。

　　話說有一位女老師，大約是那種一心只讀聖賢書的乖乖女，一次在課堂上捉住一位偷看小說的學生，一看書名─《天龍八部》。於是紅顏一怒，責令該生：把前面的七部交出來。

　　筆者讀高中那一陣，正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流行之時。為了不落伍，也曾從同窗那兒借來一讀。事後其他都忘光了，唯一記得的是余老師有一回考試，讓考生評價八大山人，於是乎有人列舉了古代的八位文學家。

　　朱耷自號八大山人，原因有很多說法。「八大」二字分別來自「朱耷」二字，去掉「八大」，剩下「牛耳」；另外，「八大山人」四字連筆草書，既像「哭之」，又像「笑之」，正是這位明朝王孫亡國後冷寂複雜心境的寫照。

　　其實，哪能一看到「八部」、「八大」，就硬要湊夠數目呢？王安石有一陣子迷戀解字，比如把「波」解釋為「水之皮」。蘇東坡為了諷勸他，於是說「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個。」王安石「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

　　這類錯誤，並非今人的專利。唐代陸贄有詩：「願符千載壽，不羨五株封。」北宋王逢原詩：「卻笑五株喬嶽下，肯將直節事秦嬴。」「五株」指的都是泰山的「五大夫松」。但兩位詩人都鬧了個大烏龍。秦始皇當年封禪泰山，突遇大雨，恰好路邊一棵大松樹可供避雨，該樹護駕有功，被封為「五大夫松」。但這並非指五棵松樹。「五大夫」乃秦代二十級爵位的第九級。後世以訛傳訛，清代補植了五棵松樹。

　　當然，也有足斤足兩的，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就確是因為門前有五棵柳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