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敦煌壁畫中的馬車
漢代開始興旺的陸上「絲綢之路」，是中西商貿通道，中西物流的經濟紐帶。與現代社會不同，古人在經濟活動同時似乎特別在意文化生活，不似今天的「在商言商」乃至「一切向錢看」。看看「西出陽關無故人」的甘肅嘉峪關內外，從麥積山石窟，到敦煌石窟、新疆樓蘭古城、交河故城，以至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遺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絲路沿線地上文物遺存，及層出不窮的地下出土文物，表明當時「絲綢之路」文化藝術之繁盛，堪稱「藝術之路」。而武威雷台東漢墓，墓主是絲綢之路重鎮—涼州的地方軍政長官，掌管茶馬貿易以及引進西域戰馬的重任，該墓出土的銅車馬車隊，是這「藝術之路」的奇珍異寶。
雷台漢墓 「挖洞」出土
中國旅遊標誌—「馬踏飛燕」銅奔馬，是東漢時期青銅藝術傑作。它集文物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於一身，馳名海內外。實際上，銅奔馬僅是雷台東漢墓一同出土的漢代地方官龐大豪華銅車馬車隊的先導神駿「頭馬」。那支雄踞於古絲綢之路上，威武雄壯的銅車馬車隊更加震撼，在各國共建二十一世紀新絲綢之路的今天，令人倍感親切。
時光回溯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當時中蘇關係緊張，蘇聯統治集團不時發出進攻我國的叫囂，毛澤東主席做出「備戰、備荒為人民」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決策，全國各地挖戰備地道和防空洞。遠在古涼州的甘肅省武威縣金羊鄉，把地道挖在了叫作「雷台」的台地之下。雷台位於武威市城北兩華里處，是一處高八點五米、南北長一百零六米、東西寬六十米的長方形夯築土台。因台上建有雷祖觀，故稱「雷台」。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日下午，金羊鄉新鮮大隊社員在台下開挖地道時，無意中挖到磚室墓。挖地挖出古墓本也不算什麼稀奇事，但該墓之大非同一般，由大隊到公社，很快報到武威縣革命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縣政府），革委會一面派縣文化館幹部趕赴現場，一面報省革命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省政府）政治部，政治部當即派出甘肅省博物館專業人士會同縣文化館，到雷台調查清理、補充發掘。經深入考古，發現這是一座東漢時期的大型墓葬，歷史上起碼遭受過兩次盜掘。儘管如此，墓內遺物仍然十分豐富，出土文物仍多達二百三十一件，還不包括成千上萬枚銅錢和一些無法拼湊成形的物品殘件；尤其是其中銅車馬武士儀仗隊俑達九十九件，保存了一座地下銅車馬車隊。
當年發表的《甘肅武威雷台東漢墓清理簡報》透露，墓地揭露後顯示，該墓是一座條磚結構的大型墓室。墓室全長（不含墓道）十九點三四米。墓為正東西向，墓門朝東，墓內分前、中、後三室，前室附有左、右兩個耳室，中室附有右耳室。墓中遺物因盜墓有所擾亂，但大多數還是按部就班、原封不動安放原處。前室左耳室已經空空如也，筆者懷疑歷史上的盜墓賊見慣了小型墓葬，看到一個耳室就以為是墓葬全部，盜走墓中寶物就完事大吉。這左耳室彷彿成了整個大墓的「疑塚」（古人對付盜墓，在墓葬周圍故意設立的假墓）。
「絲路」車隊 規模絕倫
此次清理發現，有銅武士騎馬俑十七個、各種奴婢俑二十八個，銅馬三十八匹，銅牛一頭，斧車一輛，軺（yáo）車四輛，輦車三輛，小車兩輛，大車三輛，牛車一輛。從我國古代車史的角度來看，這座墓葬最有意義的當然是數量龐大、形制完整的銅車馬俑。這是迄今考古發現中，時代最早、規模最大、配套最完整的古代青銅車隊，至今還未發現超過此規模的銅車馬車隊。
其中前室放置銅車六輛，及後來被稱為「馬踏飛燕」的銅奔馬，還有銅牛、銅俑等。中室所放器物多屬生活用具，陶壺、陶甕、陶罐等陶器，多放於其右耳室內；而陶碉樓則放在中室二層台的東南角邊；陶灶放在北二層台上；兩座銅連枝燈，一在中室東南角台上，一在中室西北角台上；連枝燈旁的大銅壺內有雞、羊等殘骨，方案與圓案及漢代盛行的耳杯、盤、碗、碟、叉等銅食器均在北台上。種種跡象顯示，中室是按墓主人生活起居空間來安排的。
後室則有石刻龜形棺托（或靈床托）四個，顯然是安放墓主人及其妻妾棺木的所在，這當然表示是墓主人的寢室。室內有銀印章四顆、玉飾兩塊、玉帶鈎一件、殘石硯一方及鐵鏡等生活用品，乃至棺釘、棺板殘片、未腐爛的一段人腿骨。
漢家典制 對號入座
這批車馬俑中，有的馬身刻有銘記，比如「守左騎千人、張掖長張君，騎馬一匹、牽馬奴一人」，「守左騎千人、張掖長張君，小車、馬、御奴一人」，「守張掖長張君前夫人，輦車、馬、將車奴一人、從婢一人」，「守張掖長張君後夫人，輦車、馬、將車奴一人、從婢二人」等等。可知墓主是一位張姓地方官兼將軍，冀縣（屬今天水）人，曾任「張掖長」，後升任「武威郡左騎千人」兼「張掖長」。具體名字則有不同看法，有「東漢初南陽析侯、武威太守張江」，以及張奐、張繡、張駿等各種看法。
這位「張君」為東漢末年即中平三年（公元一八六年）至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年）之間人。此人生前是愛車、愛馬一族，而且作為漢與西域交往的絲綢之路重鎮—涼州的地方軍政長官，掌管茶馬貿易以及引進西域戰馬的重任，可以說國家安全戰略攸關。也可能他生前為此做出較大業績，乃敢為自己身後備下如此豪華的陪葬品。這支車隊也肯定是大漢車隊。
有些俑身背後也刻有「張氏奴」、「張氏婢」等字樣。「奴婢制度」是漢及漢以前特殊制度，那時的奴婢不是奴隸社會的奴隸，完全喪失人身自由；也不同於後世的傭人，人格完全獨立。而是其人身依附於主人、但也有離開主人的自由的人，其性質與清代上三旗「包衣」有些相似。
通過這些銘文，讓我們知道當時一部分車輛的真實名稱及司乘人員正式名稱。如其中提到夫人乘坐的「輦車」，車夫稱為「將車奴」，奴婢稱為「從婢」；官員乘坐的「小車」，應該是輕便車輛，車夫稱為「御奴」，馬夫稱為「牽馬奴」。
甘肅省博物館專家結合《後漢書．輿服志》記載，例如「縣令以上，加導斧車」等，將這些車輛分為斧車、軺車、輦車、小車、大車、牛車。
軺車，一馬駕引的輕便車，當時稱「小車」，輿（車廂）短、輪大，輪高於車輿，車輿前部為略低於邊欄的坡形護擋，輿前橫置鏤孔長槽，車輿後部空無欄板，車輿底座作鏤空菱形紋格，兩側邊軨後沿平直，轅身上曲，高出馬背後平伸，飾輓具，車輿前擋上沿，中間向內突出一穿孔，為按裝蓋桿處，有車蓋，將車奴坐其側。輪大、輿短，適合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行駛。這是張君乘坐的官員車輛。這種類型中，有的略有不同，即轅桿的上曲緩度稍大，車輿前擋略高，兩邊軨後沿，上部圓收、不平直，輪小，輪與車輿平，車輿底有菱形紋格，未鏤空。輪小適合在比較平坦的道路上行駛。
輦車，輪大，車輿長，輪高於車輿，車輿後欄板，略高於邊欄，上有橫杆，車輿前空無欄，車輿兩側有箍條，欄板外框有穿環，有附軛，似為支架聯繫車篷之用，轅桿平緩上翹，轅桿雖為銅質，但仍保持樹幹形，多出枝丫斷頭，造型逼真。車輿後有欄板，比較安全，適合婦人乘坐。可以說那時早已有男車、女車之分。這類輦車也有一種輪小，輪與車輿高度平，其他皆同，也是適用於平緩路面的。
另外還有輜車，車式同於輦車，後欄繫門兩扇，內有插關，可開闔，上面亦無橫杆。輜車形制較大，可以載輜重，人也可以卧息車中。
這批銅車馬不但勾繪施彩，而且附有完整的車馬具，如絡頭、銜、鑣和輓具、車輿、軛、衡、轡等物，製造精細如真，但大多已殘失，只留下殘痕遺物尚多，還可供研究復原參考。
漢代初年車服儀仗顯然是有制度規定的，因為從周朝到秦朝車服制度各有一套。但司馬遷作《史記》的漢武帝時代，是西漢早期，《史記》裏並無專門章節記敘車服制度。著名的秦始皇銅車馬，是秦始皇開創的秦朝車駕制度的實物遺存。歷史學者一般將秦漢制度視為一體，根據《後漢書．輿服志》等文獻，推定秦始皇銅車馬是秦始皇車駕鹵簿中的屬車。《後漢書．輿服志》成書在東漢滅亡一百年後。也就是比雷台漢墓這批實物起碼晚了一百年。這批出土文物正可以補充或者糾正史書的記載。
車馬布局 按部就班
考古研究者分析車馬俑布局為五部分：
第一部分，共十一件。其中又分三組。第一組兩件套：乘騎（馬高三十九點五厘米）和牽馬奴俑。馬頸銘文：「守張掖長張君郎君阿那，騎馬一匹、牽馬奴一人。」說明這是張君作「張掖長」時的坐騎及馬夫。第二組四件套：車一輛、馬一匹（馬高三十八點九厘米）、俑兩個。馬頸銘文：「守張掖長張君前夫人，輦車、馬、將車奴一人、從婢一人。」說明這組車馬屬於張君前夫人。第三組五件套：車一輛（馬高四十厘米）、馬一匹、俑三個。馬頸銘文：「守張掖長張君後夫人，輦車、馬、將車奴一人、從婢二人。」說明這組車馬屬於張君後夫人。這些作品大約都是實物的四、五分之一大小。此部分是張君與前後兩位夫人車馬、僕從，男人騎馬，女人乘車，是魏晉時代通行做法。另外還有一輛兩件套的牛車（牛高二十二厘米），也可以劃歸此部分，牛車應該是當時女眷的車。
第二部分，共五件。其中又分兩組。第一組兩件套：乘騎（馬高四十一厘米）和牽馬奴俑。馬頸銘文：「守左騎千人、張掖長張君，騎馬一匹、牽馬奴一人。」說明此時張君身兼左騎千人和張掖長兩職。第二組三件套：車一輛、馬一匹（馬高四十點五厘米）、俑一個。馬頸銘文：「守左騎千人、張掖長張君，小車、馬、御奴一人。」此部分單純為張君的車馬，說明他除了騎馬也乘車。
第三部分，共九件。其中又分三組。第一組兩件套：乘騎和牽馬奴俑。馬頸銘文：「冀張君，騎一匹、牽馬奴一人。」第二組三件套：車一輛、馬一匹、俑一個。馬頸銘文：「冀張君，小車、馬、御奴一人。」第三組四件套：車一輛、馬一匹、俑兩個。馬頸銘文：「翼張君夫人，輦車、馬、將車奴一人、從婢一人。」筆者認為此部分象徵張君未出仕之前，還是冀縣士人時夫婦二人情形。
第四部分，共五件。其中又分兩組。第一組一件套：主驥一匹（馬高四十五厘米）。此馬無銘文，但體形大於所有銅馬。神態矯健，昂首翹尾，是墓主的騎乘。第二組四件套：從驥四匹（馬高三十八厘米）。體形大小與其他馬相同，但神態迥異，矯健駿逸，側首揚視，其中三馬前右足提起，一馬前左足提起，張口立耳，作嘶鳴狀。秋風一何勁，戰馬欲縱橫，筆者認為這正是那個時代戰馬的寫照。此部分應是象徵張君徵集戰馬的功績。
騏驥一躍 「馬踏飛燕」
第五部分，只有一件，即銅奔馬，通高三十四點五厘米，全長四十五厘米，體寬十點一厘米，重七點五公斤。馬頭花纓迎風後偃，駿馬昂首甩尾，奮蹄疾馳，尾結飄飄。其中右後足踏一飛鳥之上。飛鳥突感有物身邊掠過，驚愕回首，卻已處飛馬足下，愈顯奔馬速度之疾。藝術造型是馬全身着力點集中落在一足之間，而重力結構恰好完全符合重心平衡原理，使作品藝術性與科學性相統一。此馬正所謂日行千里的「騏驥」，「天馬行空」，「一馬當先」！因此有專家指出這是與西漢成書的《相馬經》相對應的良馬樣板。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