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張楊紀錄片《岡仁波齊》（二○一五），關於十一位普通藏人徒步一千多公里磕長頭到岡仁波齊朝聖的過程。「岡仁波齊」在藏語中意為「神靈之山」，幾世紀以來為朝聖者與探險家心中的聖地。《岡仁波齊》與張楊根據藏族作家扎西達娃小說改編的劇情片《皮繩上的魂》套拍，自二○一三至一四大約拍了近一年，展現人們穿越生死在高原四季中的風貌。片中素人演員多來自同一個村子，有孕婦、老人、小女孩、男青年，也有要以朝聖為殺生贖罪的曾經酗酒的屠夫。但總體而言，人物只是各種「類型」的外化，只有表面描摹，並無深入關注，除了最表面最戲劇化的「出生」與「死亡」，也並沒有呈現人們在這期間從外部形態到內心的變化（如那位屠夫）。因為張楊一再強調拍紀錄片的「客觀性」─只是隔開距離，客觀紀錄人們日復一日的日常與虔誠。

　　但這是出於張楊就紀錄片本質的誤解。一九三○年代，英國「紀錄片運動」重要人物約翰．格里爾遜就指出：紀錄片不等於照搬現實表面，而是「對現實的創造性處理」。在他及二十世紀重要的紀錄片導演、荷蘭人尤里斯．伊文思看來，一位成熟的紀錄片導演，不是機械地描摹世界表面，而是要有深入分析的能力。所謂「客觀性」並不是最重要的，而且，絕對的「客觀性」是不可企及的，因為導演在選取拍攝角度與剪輯時選擇鏡頭便帶有主觀性。在《岡仁波齊》中，導演以多角度遠景鏡頭強調藏地高原明信片般的懾人風景，即使在更親密的場景如在帳篷中吃飯、唱歌、禱告與睡眠鏡頭中，也並未過多體現對人的情感溫度。單一呈現「信仰的神聖」及對照自身信仰貧瘠而缺乏更深入的背景分析，使之只能成為異域的奇觀供消費，與國內都市中上產階層中的「上師／活佛熱」心照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