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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與中國新文學/趙稀方

時間:2017-10-20 03:15:44來源:大公網

  圖:《伴侶》雜誌有「香港新文壇第一燕」之稱 資料圖片

  一九二八年八月創刊的《伴侶》被視為香港新文學的開端,號稱「香港新文壇第一燕」,在香港文學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不過,其實真正了解《伴侶》雜誌的其實並不多,這與《伴侶》原刊不容易看到有關。楊國雄在《香港文學》一九八六年1-4期上連載的《清末至七七事變的香港文藝期刊》一文,是香港文學史論述早期報刊的重要依據。在這篇文章中,楊國雄自述只看到《伴侶》的6-9期,並且因為缺藏《伴侶雜誌》的創刊號,沒看到該刊的發刊辭。這對於研究香港早期文學,無疑是較大的損失。筆者查閱到了《伴侶》創刊號,並且得以見到全部1-9期,發現《伴侶》與內地新文學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伴侶》的發刊辭置於第一期的首篇,題為《賜見》署名「同人」,篇幅不長。《賜見》開頭說:「我們執筆者─不問其為寫書的或是寫字的─都是徘徊於十字街頭的青年。」然後有一段括弧解釋,「這『十字街頭』四個字,新近給人家用膩了,可是為着下文總不免要提到象牙之塔的原故,所以,在這裏,似乎不得不牽來一用。」熟悉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想必知道作為《伴侶》發刊辭的關鍵字的「十字街頭」與「象牙之塔」的來源,那就是後期創造社的「小夥計」葉靈鳳和潘漢年主編的《幻洲》(1926,10-1928,1)半月刊。此刊分上、下兩部,上部「象牙之塔」,葉靈鳳主編,專載文藝作品;下部又名「十字街頭」,潘漢年主編,專載雜文、述評。早期香港新文學青年是追隨內地新文學的。據侶倫《向水屋筆語》記載,香港的陳靈谷還親自到上海拜訪創造社和太陽社,「他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是由香港來的文藝界青年,我們是無名的,但是我們願意跟前輩們學習……』這事被當作文壇消息登在上海一本雜誌上面,『島上的一群』在香港看到這段消息的時候,大家都感到高興和鼓舞,因為『香港文藝界青年』這字眼第一次在內地的文壇消息中出現了。」

  有關於《幻洲》對於《伴侶》的影響,我們還可以從《伴侶》第9期的讀者來信(《伴侶通信》)中找到一點佐證,香港早期的新文學作家龍實秀在給《伴侶》的來信中,批評了刊物作品「文言化」的問題,並認為這種追求詞藻美麗的文見,來自於《幻洲》的影響。

  《賜見》比較簡略,較能表達《伴侶》意圖的,是一九二九年新年號(第8期)的篇首《新年大頭說點願意說的話》。讀這篇《新年大頭說點願意說的話》,讀者不能不驚訝於編者對於當時內地文壇的諳熟:

  伴侶之出,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大主張,也並非為的「忍不住」的緣故,只想「談談風月,說說女人。」作為一種消愁解悶的東西,給有閒或忙裏偷閒的大眾開開心兒罷了。倘還得扯起正正之旗,則「以趣味為中心」是更其明白而又較為冠冕的!

  ……趣味又只許獻給大眾,卻無「獲得大眾」的能幹;又並不會是「時代的先驅」;也不想去侵犯誰的「健康與尊嚴」。准此以觀,則其必不至使別人看了忍不住而至於拔出軟刀或動用極忙的武器,是可以斬得定的。

  我們知道,文中的引號內的引文「忍不住」、「時代的先驅」、「健康與尊嚴」等,指涉的全是一九二九年前後的中國文壇論爭。《伴侶》完全是在新文學格局中尋找自己的位置的,不過將自己歸於「以趣味為中心」一類,應該與香港的商業環境有關。《伴侶》將自己定位於白話小說和插圖並舉,「在能力尚弱的我們,對於為大眾所需要的通俗文學的建設上,也想效點綿薄的微勞的……為了這個緣故,我們先就在每篇小說中加上一些插圖。」《伴侶》的插畫的確很有特色。據侶倫回憶,主辦《伴侶》的中華廣告公司的經營者與司徒喬是大學同學,因為這種關係,司徒喬得以為《伴侶》畫插圖。司徒喬是著名畫家,在現代文壇上享有盛名。《伴侶》第4期開頭刊登了司徒喬的「船塢」,並刊登了周作人《司徒喬所作畫展會的小引》和魯迅的《看司徒喬君的畫》兩篇稱讚司徒喬的文章。《伴侶》的圖畫大約能佔到三分之一的篇幅,成為了《伴侶》的一個招牌。

  《伴侶》並未特別注意香港,而是把視野完全放眼於內地,第8期《伴侶》新年號上《新年大頭說點願意說的話》一文開頭就向四萬萬中國人民問好:「陰暗的寒雲都消散了,民國十八年的到來,也許同時把幸福的贈禮都帶來,帶來了四萬萬份了罷─盛哉觀也!」並希望中國讀者喜歡《伴侶》雜誌,「祝福《伴侶》成為全國的伴侶!」而第9期,《伴侶.再會》就已經在歡呼《伴侶》在內地的成功了:「從這一九二九年起,《伴侶》的足跡走遍了全國了!」沈從文在給《伴侶》的信中也說:「從文希望《伴侶》能漸進為全國的伴侶。」(第9期《伴侶通信》)

  《伴侶》約請的是上海的新文學作家。不過,作為一個籍籍無名的香港刊物,他們能約到的新文學作家稿件寥寥無幾,這裏面最引人矚目的是沈從文。如上所說,《伴侶》和內地新文壇發生關係,主要通過畫家司徒喬。足以佐證的是,沈從文(筆名甲辰)在《伴侶》第7期首篇所發表的恰恰是《看了司徒喬的畫》。沈從文與司徒喬是早年的朋友,後來沈從文曾寫過《我所見到的司徒喬先生》,回憶他們的友情。《伴侶》第7期在沈從文這篇文章後面,又刊登了司徒喬本人的一篇長文《去國畫展自序》,兩篇文章相互呼應。來自內地新文壇的沈從文等人的文章,給了《伴侶》很大鼓舞,這期結語《再會》有雲:「甲辰君的稿是從北方寄來的,他的名字是我們所熟知的了,尤其是他的長篇創作『阿麗思中國遊記』出版之後。他來信答應我們繼續寄些短篇來,這個沉寂到知名的南方文壇,怕將會有個熱鬧的時期的到來吧!」沈從文後來也專門給《伴侶》回信,「《伴侶》將來諒可希望大有發展,但不知在南洋方面推銷能否增加?從文希望《伴侶》能漸進為全國的伴侶。」(《伴侶通信》,第9期)。從「希望《伴侶》能漸成為全國的伴侶」一段看,沈從文回應了《伴侶》在內地文壇定位的想法。不過從他關注《伴侶》在南洋方面的銷售情況看,他還是注意到了《伴侶》之作為香港刊物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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