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的兒童心理學家Alan Kazdin曾經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有研究表明，就算是世界上最乖的孩子也僅有百分之八十的時間是『聽話』的」。何況現實中大多數的孩子都不是「最乖」，就更沒有可能做到時時表現「聽話」與「合作」。在面對「不聽話」的孩子們的時候，我們也常常忍不住發怒，然而我們心態放鬆點也許會更好。

　　「聽話」即服從。先說孩子「聽老師的話」和「聽媽媽的話」的原因是什麼呢？他聽話是因為「我說得對」，還是因為「這是老師／媽媽說的」？假如我們要求他們聽從命令，是因為「我們永遠是對的」嗎？

　　老師因為學校制度而擁有權威，而父母因為血緣關係而擁有權威，這兩種都是孩子世界的「權威」。然而孩子的世界可能還存在另一種權威，那就是「理性權威」。因此，可能出現的問題是—當孩子們「聽話」的時候，他們究竟是因為父母老師的權威而「聽話」，還是因為父母老師「說的是對的」，符合「理性」而聽話的呢？這也是美國當代哲學家馬修斯（Gareth B. Matthews）在《童年哲學》中指出的一個問題。我們不妨也站在兒童的角度去想一想這個問題。

　　現代的家長早已經不再要求孩子「盲從」，但是在面對來自孩子們的挑戰的時候，尤其是家長權威被冒犯的時候，心態平和的並不是很多。儘管我們都知道，不可在衝動的時候教育子女，也知道憤怒和懲罰並不能真正改善「不聽話」的行為，然而我們還是無法抑制擁護自身「權威」的衝動，甚至認為自己就是「理性」的代表。例如「先完成作業再玩」總是對的吧？違反了這一命令的孩子可能受到了懲罰，當孩子一再違反命令的時候，懲罰就會不斷加碼。然後我們會發現，我們不是在懲罰孩子的路上，就是在威脅會懲罰孩子的路上。可惜，科學研究表明，這一切都於事無補，孩子們的行為並不會因為懲罰而真正得到轉變。

　　我們或者可以試着轉換想法，允許孩子們「不聽話」是否是一種更能擁護成人「權威」的選擇呢？如果孩子提出「先玩十分鐘就立刻寫作業」，我們從結果去看，如此，孩子可能會更愉悅地去寫作業。如果孩子說，作業是「一周後才交」，那麼也沒有必要「先完成作業再玩」。孩子們如果被賦予機會和權利對權威人物的命令進行評論和抗議，可能會令權威人物更加理性，做出更能符合所有人利益的決策。其實整個社會都一樣，任何權威，要允許人們評論，才能增加和改善權威的「理性」程度，使之更為「權威」。同時，我們也需省察自己面對的教養壓力是否也令自己變得更加衝動和專制。

　　兒童成長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漸獲得理性的過程，他們越來越清楚怎樣做才是最符合自身的利益的，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講，「不聽話」也是一種必然。如果我們多讀一些兒童行為和心理學家的書，如Alan Kazdin等人的著作，就會發現我們還有很多方法沒有嘗試過。

　　同時，當我們認真思考過孩子們為什麼會「聽話」或者「不聽話」的時候，也許會發現一條新的出路，這條路不再是過去成人與孩子充滿爭戰的道路，而是智慧的管教與共同成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