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伴都已退休多年，在國外工作的女兒幾乎每天都和我們視頻，詢問我們的各方面情況，商量家裏的一些事情，面對面地聊家常，切身體驗到了現代通訊的方便。作為年過八旬的老人，自然沒有忘記幾十年前沒有電話的困難。

　　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女兒考入了北京外國語學院。當時我在駐外使館工作。一九八三年春我回國休假，住校的女兒只能在星期六下午回家和父母團聚，星期天傍晚前就要返回學校。假期的最後一周，女兒得悉我將在下星期三動身返館，便說要爭取星期二再回家一趟，為我送行。為此在當時物質條件極不豐富的情況下，我和老伴為女兒準備了一桌不錯的飯菜。但星期二遲至晚七點仍不見她回來。不知在學校裏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便騎着自行車趕到距家約十公里的學校，原來是女兒的中學同學找她去玩，兩人便在學校食堂吃了晚飯。因為沒有電話，無法告訴家裏。往返這一趟，我回到家已是晚上十點多鐘。

　　沒有電話不僅對生活帶來諸多不便，對外交工作更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困難和負面影響。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逝世，當時我正在駐越使館工作。九月八日，李先念副總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往河內出席胡志明主席葬禮。那時中蘇關係正處於尖銳對立狀態。當天下午，蘇聯方面通過越南外交部給中國大使館傳話說，正在河內出席胡志明葬禮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定於十日上午離開河內回國，希望中途在北京停留兩三個小時同周恩來總理見面，特徵求中方意見。大使館立即向國內做了報告。十日清晨，大使館收到國內答覆，同意柯西金的專機在北京停留，周總理將在北京首都機場同柯西金會晤。當時我國駐越大使王幼平已前往機場為李先念副總理送行。由於沒有電話，更沒有手機，大使館陳亮參贊立即驅車趕往機場向王大使報告。但到達機場後，為李先念副總理送行的越南總理范文同說，柯西金的專機剛剛起飛離開河內回國了。柯西金的專機抵達塔吉克首都杜尚別時，收到了越方轉達的中方答覆。莫斯科指示柯西金仍要去北京會見周恩來。於是柯西金只好調頭於十一日才飛到北京。那時如有電話或手機，及時把資訊傳給王大使，柯西金完全有可能直接飛往北京。

　　據國家工信部提供的數據，截至二○一四年五月，全國擁有手機的已達到十二點五六億人。人們常用「翻天覆地」來形容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變化。由沒電話可打到手機的大普及，便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