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與會專家合照　　　　 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大公報訊】記者王豐鈴報道：近年大量檔案及民國時期人物的日記、回憶錄等新史料的公布和出版，對豐富和加強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民國史的研究發揮了重要作用。為研究所金禧之年及進一步推動民國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於本月中旬舉辦了為期三天的「民國人筆下的民國」國際學術討論會，來自內地、香港、台灣及海外的近代史研究專家學者共三十五人參與本次會議，從禮俗儀式、文化認同、思想光譜等多個角度，解讀日記、自傳、回憶錄等材料還原之下的歷史。

　　前人日記助解疑團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梁元生於開幕禮致辭中表示：「閱讀前人的日記，逐漸由一種嗜好，變成研究歷史的資料和方法。不過，民國以後的歷史和人物資料多如牛毛，日記成千累萬，不能一一盡讀，因而我們採用集體閱讀的方法，翻一翻民國時期的日記，希望解決複雜的疑團，還原部分歷史真相。」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楊天石於主題報告中，以蔣介石日記為分析文本，結合其他史料，探討其兵敗退台後思想變化及「革新」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編審徐思彥於論文報告環節，從竺可楨、邵元沖、劉大鵬等人的日記中，觀察到民國時期的殯葬習俗存在亦新亦舊、中西並存的現象，並指出民國時期的追悼會出現了政治化、革命化的變味。

　　多種史料綜合研究

　　日記能夠呈現歷史人物不同時段的自我。在日記中，可以嬉笑怒罵毫無保留，也可以隱藏自己；而自傳則有諸多避諱和隱藏，儘管它透露歷史人物內心世界、總結其行為，比別人的傳記記錄描寫得更為深刻；回憶錄則相當主觀，有時怕得罪人或受迫害不敢實錄；口述歷史可以不斷追問受訪者，但記憶可能會出錯，或訪問者本身有主觀傾向和目的。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院士張玉法於主題報告中評估日記、自傳、回憶錄與口述歷史的史料價值，在他看來，四種「自畫像」對歷史研究有重要價值，但都以自我為中心來品人論事，會出現隱惡揚善、文過飾非的現象，因而不能單獨作為研究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