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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濟與《四部叢刊》\何雁

時間:2017-05-28 03:15:31來源:大公網

  圖:一九四五年秋,張元濟與孫子張人鳳攝於上海上方花園寓所

  「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十九世紀末,中國正值內憂外患之際,舊式藏書樓紛紛解體,古籍大量散佚,珍本秘笈流失海外。

  張元濟《印行四部叢刊啟》有雲:「蓋求書之難,國學之微,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尤為典型的是,一九○七年,浙江歸安陸氏皕宋樓藏書,全數由日本岩崎氏靜嘉堂購去。

  時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張元濟,聞訊陸氏藏書欲售,進京晉謁軍機大臣榮慶,請求清廷撥款收購,以為京師圖書館基礎,未獲允准。商務創辦人夏瑞芳設法截購,終因索價過巨而未果。

  皕宋樓以收藏宋元刊本聞名,堪稱海內四大藏書樓之一。陸氏藏書悉數東渡,日人稱此為日本一大勝利。張元濟深感國運日衰,楹書難守,「每一追思,為之心痛」,感嘆「事關國脈,士與有責」,投身搶救古籍,力保民族文化免於淪亡。

  廣搜善本 遍訪藏家

  早在戊戌變法,張元濟已有「維新救時之才」聲譽。一九○二年,應總經理夏瑞芳之邀,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二人相約「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

  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序》雲:「每削稿,輒思有所檢閱,苦無書。求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訪求善本暨收藏有自者。」

  《涵芬樓書目序》中,張元濟言:「每至京師,必捆載而歸,估人求售,苟未有者,輒留之。」《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又言:「乞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

  張元濟出身海鹽書香世家,其十世祖張奇齡以「涉園」命名書齋。《海鹽張氏涉園叢刻跋》記載:「吾涉園藏書極富,積百數十年,未稍散失。」「但難得之本,若無公家為之保存,將來終歸澌滅。」

  《東方圖書館概況.緣起》雲:「自是會稽徐氏熔經鑄史齋、長洲蔣氏秦漢十印齋、太倉顧氏謏聞齋藏書先後散出,余均收得,辟涵芬樓以藏之。」涵芬樓以收藏古籍善本着稱,「未幾,宗室盛氏意園、豐順丁氏持靜齋、江陰繆氏藝風堂藏書亦散,余又各得數十百種。雖未可謂集大成,而圖書館之規模略具矣。」這些珍本古籍,後成為影印《四部叢刊》版本基礎。

  二十世紀前三十年,商務印書館業務欣欣向榮,發展成為遠東最大出版商。一九○五年,資本已達一百萬元;一九一四年為二百萬元,一九二六年為三百萬元。這為古籍影印出版,大肆收購名家珍藏,提供堅實財力保證。

  「古籍散亡,印術日精,余恆思擇要影印以餉學者。」二十世紀初,新式照相石印技術得到採用。辛亥前後起,商務陸續試印一些古籍。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張元濟遠赴歐美考察、北上出席中央教育會議期間,與孫毓修多次書信往返,商討「選印舊書,匯成叢刻」及宋本《韓昌黎集》影印技術問題。

  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九日,張元濟致函傅增湘:「本館擬印舊書,以應世用,擬定名《四部舉要》。」此為現存最早關於《四部叢刊》文字資料。

  《張元濟日記》於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記有商務領導層「商印《四部舉要》事」,同時定下「先出草目,再借版本,然後再出預約」工作步驟。一九一八年,經高夢旦提議,書名改為《四部叢刊》。

  書目先由孫毓修擬出,經張元濟審定。《四部叢刊刊成記》雲:「《四部叢刊》始於巳末,越今乃潰於成。為書三百二十三部,二十四史不在內,都八千五百四十八卷,二千一百冊。賴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殺青之期,僅費四年,誠藝林之快事。採用底本,涵芬樓所藏外,尤承海內外同志之助。」

  一九一九年,經長沙葉氏觀古堂主人葉德輝引薦,張元濟與孫毓修赴常熟,拜訪鐵琴銅劍樓主人瞿啟甲。瞿鳳起回憶:「老人日記載:歲巳末十月某日,偕孫景如先生駕扁舟造我古里舊居見訪。時余僅十二齡幼童,竊隨兩兄之後,侍先父之座背,微聞貴客下臨使命,以神州幾經多故,舊籍日就淪亡,求書之難,莫不同感。素仰鄴架寶藏豐富,兼多稀世之珍為世所未見者,商請發棠,假以影印,以饗學子。」

  「先父以西法印刷較舊付梓費者成速,且複本立成巨額,從此原本得少接觸,更利保藏,善莫大焉,欣然諾之。繇是被推為發起者之一員,為同好者創。既協議矣,賓主咸感珍本易地每多顧慮,遂商定選工來村,就地依書攝影,實為妥便。」

  瞿氏藏書成為《四部叢刊》第二大書源。初編凡二十五種,內篇幅較多者,有《司馬溫公文集》及《皇朝文鑒》。初編完成後,繼有續編之議。瞿鳳起寫道:「盡吾家所藏待選所需,俾叢刊更為美備。二編七十五種,取四十種,三編七十種,取十六種,尚有再續目錄,亦列有十餘種。垂以抗戰軍興,遽告終止。」

  刊印流布 嘉惠士林

  一九二一年,《四部叢刊》尚在發行之中,孫毓修奉張元濟之命,編寫一份《續編》目錄。這年夏天,胡適應邀考察商務編譯所,建議孫毓修「加了幾種」。張元濟曾將此目郵寄傅增湘,謂:「星如擬此,過於寬濫,務請通加減削。然亦有應加者,亦祈代為酌定。」這大約是《四部叢刊續編》最初草目,可惜現已不存。

  今存《四部叢刊續集草目》,商務排印本,約編印於一九三○年前後。此時,孫毓修去世多年。張元濟雖已退休,但仍主持古籍印行事,在一封致友人信中說:「《四部續編》與《百衲本二十四史》集於弟之一身,幾乎應接不暇。」《草目》無疑出自張元濟之手。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張元濟致函傅增湘:「吾輩生當斯世,他事無可為,惟保存吾國數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時勢而失墜。此為應盡之責。能使古書流傳一部,即於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輩秉燭餘光,能有幾時?不能不努力為之也。」

  張元濟以一己之力,十年工夫,編校書稿。由於用目過度,兩眼經常酸痛,醫生叮囑不能看書,但稍有好轉,又立即伏案。日記中,不乏「晨起燈下」寫便條,深夜就寢,忽想起一事,「即披衣而起」,為校書「忙冗不可言狀」等記錄,感人至深。

  一九二六年七月,張元濟退休,不久被推選為董事會主席。他要求退俸金照普通同人定額裁定,自言:「元濟幼習詩書,竊思勉附於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之列。昔年投身公司,絕跡仕宦,即是此義,至今未改。君子愛人以德,甚望董事會之憐其愚而鑒其誠也,如必相強,有於普通定額之外增加分毫者,元濟只可繳還公司。」

  至一九二七年,《四部叢刊》發行兩次,共銷二千四百餘部,收入達一百餘萬元,給商務帶來巨額收入。這年,商務整體購入烏程蔣氏密韻樓藏書。購入之前,張元濟對同人說:「鄙意久思再出《四部叢刊》續編,留心訪求,已有數年,無如好極不易得。如能將蔣書收入,則《四部叢刊》續編基礎已立,再向外補湊若干,便可印行。」

  次年十月,張元濟赴日訪書,歷時一個月,訪問靜嘉堂文庫、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內閣文庫、東洋文庫等處,帶回《論語注疏》、《太平御覽》、《山谷外集詩注》等,計四十六種罕傳珍本攝影底片,其中包括皕宋樓藏書。

  一九二九年,《四部叢刊》重印,書名改稱《四部叢刊初編》。張元濟《刊成記》雲:「古籍傳世遼遠,段簡闕文,短篇欠葉,恆所不免;至於序跋,詳載鐫印源流,言簿錄者尤所珍尚。重印每涉一書,必羅致多本,參考互證。」

  如《金華黃先生文集》皕宋樓所藏流入東瀛,佚於中土,只能用影寫本作為底本。張元濟後在常熟瞿氏、上元宗氏處,發現元槧殘本三十一卷。所缺十二卷於一九二八年赴日訪書,得靜嘉堂主人慨允借出攝影,元槧全貌才得以復見。他感慨:「是集綴合不易,劄校頗瘁心力」。

  張元濟精於版本校讎之學,「書貴舊本,昔人明訓,麻沙惡槧,安用流傳;此則廣事購借,類多秘帙。」「每有所覲,輒影印之。後有善者,前即捨去。積年累月,均得有較勝之本。」又不拘泥於宋元舊本,如明嘉靖、隆慶之前複刻宋本「其字清朗,首尾完具,學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據」。

  瞿氏史部善本《宋大詔令集》是部大書,無着撰人。據前人考為南宋紹興年間,宋宣獻家子孫編撰,與《唐大詔令集》同出宋氏後裔。全書二百四十卷,瞿藏鈔本闕四十四卷。「雖已殘佚,而北宋典章所存實多,其可據以參校《宋史》者不勝數也。」因此,文獻史料價值極高。

  《四部叢刊》擬印此書消息傳出,立即受到學術界關注。史學家朱希祖致函張元濟,希望《宋大詔令》「早日出版」。張元濟覆函雲:「《宋大詔令》頗多訛字,尚須校勘,承屬早出,自當趕辦,以答盛意。」

  中華文化 民族之魂

  張元濟於一九三四年,《輯印四部叢刊續編緣起》雲:「續編之輯,踵行斯例。摹印之書甫成數百冊,而『一.二八』之難遽作,盡化劫灰。廑有存者,亦斷爛飄零,不堪入目。」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日軍轟炸機飛臨上海閘北上空,向商務總廠投擲下六枚燃燒彈,方圓八十畝內設施,全部中彈起火。二月一日晨,日本浪人又衝進東方圖書館縱火,頓時火勢燎原,紙灰飛揚,煙火沖天,遙望可見。直至傍晚,五層大廈方焚毀一空。

  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鹽澤幸一放言:「炸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年即可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文化機關焚毀,則永遠不能恢復。」一介武夫亦明白,文化是維繫民族靈魂之所在。

  這年二月十三日,張元濟覆函胡適:「平地尚可為山,況所覆者猶不止於一簣。設竟從此澌滅,未免太為日本人所輕。兄作樂觀,弟亦不敢作悲觀也。」六月二十二日,張元濟致函羅家倫:「商務被毀,固屬可惜。最可痛者為東方圖書館,五十萬本之圖書及涵芬樓所藏之古本(原存三萬五千餘冊,事先取出寄存銀行者僅五千三百餘冊)。此恐無復興之望。」

  一九三四年一月,商務印行《四部叢刊續編目錄》。不久,張元濟致函傅增湘:「自《四部續編》發行以來,印行目錄附有徵書之語,同聲相應。開封、運城、濟南、蘇州、廣州等處均有信來,願舉所藏借我影印。如傅青主手校之《隸釋》、成化本初印之《伊雒淵源錄》,其較精者也。」

  《續編》收書七十七種,一九三四年出版;《三編》收書計七十一種,一九三六年出版。前後三編凡四百六十八種,近兩萬卷,歷時十七年。張元濟稱之為「誠可雲學海之矩觀,書林之創舉矣!」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編》第一期書出版,商務又編印《三編》預約樣本,該樣本刊出「預備續出之書」目錄。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張元濟致函吳其昌:「去歲奉九月一日手教,於《四部叢刊四編》應採用各書多多指示,不勝感荷。」亦即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之前,他向吳其昌等學者發出徵求意見函。

  華北陷於敵手,日寇侵略火焰即將蔓延江南。張元濟於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致劉承幹函稱:「《四部叢刊》四編今歲仍當續出,惟發售預約時期,現尚未定。一俟書目編成,即當呈政。」

  是年三月六日,致丁英桂信曰:「《衲史》已完,傳真遂閒。《叢刊》備用之書,如《契丹國志》、《名臣碑傳琬琰集》、《諸儒鳴道集》、《玉堂類稿》、《周益公文集》照存底本可作傳真者,乞檢出發下一、二種(此外或尚有他書),以便續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一天,張元濟指示丁英桂:「《四部叢刊四編》之書如已查齊,乞即發下。」八月十日致函丁英桂,還提到:「所有已製傳真之書備《叢刊》四編者,現在不印。其傳真清本應如何保存,請與總管理處接洽。」因日軍大舉進犯,全面抗戰爆發,商務總部內遷,《四編》出版計劃擱淺。

  時隔八十年,二○一六年四月,由李致忠擔任主編,翁連溪、周心慧、陳紅彥、柳和城為編委,《四部叢刊四編》歷時一年零六個月付梓,由中國書店出版。張元濟之孫、學者張人鳳為此撰寫長序。此書按張元濟原擬目,除少量幾種未能找到,《冊府元龜》、《國榷》、《明文海》已有影印本行世外,入選書達一百二十二種。

  當代學者以民族文化為念,孜孜於出版,既遂先賢未竟之志,亦使《四部叢刊》終獲圓滿。誠如顧廷龍《涵芬樓燼餘書錄後序》所言:「典籍恢宏,先民創造之跡乃得賴以久垂。故家喬木,文獻繫焉,令人油然興愛國之思。」 (圖片由張人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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