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我經常反省自己慵懶個性的由來。

　　「文革」我十歲。記憶中，我老是躺在床上睡懶覺。父母出門後，我就躺在掛有一層墨綠色窗簾的屋內，靜聽門外師奶的對談，兒童的嬉戲。整個上午，我都找不到自己位置，只好躺在床上，它使我感到安全。學校已改作半日制，我是下午班。

　　我望着有個水跡漫漶的天花板，想着，好像可以想的東西也不多，父母親出門時的惶然一日甚過一日。我的遐想很多時停留在五斗廚下的一個裝有玻璃移門的書櫃。我反覆用思維搜索每一本書，那裏有唐弢的《魯迅的故事》，有紅色工運領袖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還有母親的《內科學》、《外科學》、《兒科學》，除了《婦產科學》有好多頁令我心跳臉紅而跳將過去，所有的書我都翻過。此外，還有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有兩本，書上各署有我父親、母親的名字，他們卻吵吵鬧鬧一輩子。

　　除此之外，我沒有更多的可看之書。幸在我不知書海之浩瀚，所以也不懂遺憾。通常，上午十點是最安靜的時刻，靜得好像有一個太虛幻境，要把我的身子吸往天花板。我總是避看那個水跡，害怕我的凝視會將我引至那個令人厭惡的水跡。然後，我繼續百無聊賴地胡想，直到又睡着了。

　　這樣的慵懶至少持續了兩年，直到學校又恢復全日制。可是我已落下這個病根：慵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