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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語錄:為人處世篇/熊景明

時間:2017-04-24 03:15:45來源:大公網

  母親出生於一九一四年,一九七三年去世。我在自傳體散文集《家在雲之南:憶雙親,記往事》(人民文學出版社,二○一○年出版)的第一章《母親與我》中,記述了她殊不容易的生涯。

  母親四十二歲時,因心臟病卧床十八年,終其一生,她始終是家庭,乃至家族中的核心人物,以愛的關照、用言行,影響其子女和親友。至今,朋友常笑我動輒就「我媽說的……」。媽語錄不見得能夠指導我的言行,卻不時會冒出來。例如,大冷天去游泳,好像聽到我媽說「這個死丫頭,作死不挑日子」,然後笑起來,我行我素。

  這篇文章引用的母親「語錄」,當然不是她的原創。從她口中說出,往往加上「你外婆說」。也許,我的外婆,她的母親在將這些行為規範、俗語告訴她時,也會說「外婆說的」。

  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為了寫論文,在昆明訪問了十九位母親,對女性在文化傳承中的作用,深有感觸。在講階級鬥爭,培養「革命警惕性」,提倡「恨」的社會中長大的一代,大多數人依然按傳統的方式行事待人,幸而在背誦毛語錄之前,媽語錄已經融入我們的思維。

  這些語錄大都押韻,琅琅上口,但大多數得用方言來念才有味道。我的女兒在香港長大,不會講昆明話了。我用彆彆扭扭的廣東話念出媽語錄時,已失卻韻味,也就失掉其影響力;況且,我自覺地避免做個嘮嘮叨叨的母親。媽語錄的傳遞,在我這裏已經斷了。近年夏天回故鄉居住,驚訝地看到許多父母不再和他們的孩子說昆明話,反而操帶鄉音的國語對話,聽起來那麼彆扭。據說因為學校必須說普通話,為了讓孩子從小適應,家長放棄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最生動傳神的表達方式和子女交流。不知不覺中,他們在子女面前揚短避長,離棄多姿多彩的地方文化。

  幾年前,一位朋友聽到我引用媽語錄「天不容跳蚤長大」,哈哈大笑,然後正兒八經地勸我好好整理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又一個意思不同的慣用語)。斷斷續續,至今記下二百多條,其中許多是天南海北華人熟知是俗語,卻都帶有那個時代的特色,現加上一點說明或情景對話或聯想,立此存照,但願能勾起他人對各自媽語錄的回憶。

  「吃得虧,在一堆」。

  而今回顧母親的為人處世之道,就想起她常掛在嘴邊的話:「嚴以待己,寬以待人」,「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過,這些言簡意賅的格言,並非從孩提時代就明白。小時候我又笨,又比同班同學小一、兩歲,一道玩耍,受委屈是難免的,於是就在心裏叨念這句媽語錄,自我調整一番。

  「大夥吃,大夥香,獨吃獨生瘡」。

  物質匱乏的當年,小孩通常「口袋裏沒有半分錢」,幸運地得到一點糖果,母親會殘酷地要求我們與人分享。這與孩童時代的友誼誓言脗合。兩人玩在一齊蠻開心,就會輕易地發出終生不渝的誓言,相互勾住小拇指道:「金鈎鈎,銀鈎鈎,你的東西分我吃,我的東西分你吃,從小挨(好)到老,不挨就是短命佬」。這和人的自私習性違背的約定,不容易遵守。

  「一人獨樂,不如與人同樂」。

  這對小孩子是理所當然的事,並非基於利他主義。沒有電視和遊戲機,連收音機都不普及的年代,所有的遊戲:跳海牌,打死救活,官兵捉賊,跳繩,以及無數如今早已失傳的遊戲,都需要一夥人才能玩,許多遊戲都是人越多越好。我們那一代人,唱起歌來嗓子通常不錯,相信是從小玩遊戲大聲喊叫練出來的。

  「一句好話暖三冬」。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位上司,曾在美國念書工作十多年。他待人接物的方式兼有東、西方的特色。秉承西方學風,研討會上批評起人來,不留情面;持東方人含蓄的君子風度,對他佩服的人,卻不輕易讚揚。一次,他在我起草的一份議案上批示「很好」,我幾乎想將它保存起來做紀念品。我在他手下工作五年,心裏明白他對我的評價十分正面,但這是唯一一次得到的正式表揚。

  不吝惜對別人真心的讚賞,是絕對靈驗的做人秘訣。這其實和人的個性有關,有人天生說不出誇人的話,並非明白道理就能夠改變行為。後來,我準備離職去申請另一個職位。雖然失去這位下屬非他所願,他仍寫了一封讚賞有加,令我面紅的推薦信。既符合西方的專業精神,又具東方的君子之風。

  那時也遇到個誇獎我的人。每天早上去到聯合書院學生餐廳,賣早餐的師傅就對我說:熊小姐,你今天很漂亮。我也高高興興地回答:謝謝。過了好些天,我終於忍不住問他,為什麼你天天都這麼說。他回答道:「我只會這一句國語」。

  「得饒人處且饒人」,「冤家易結不易解」,「莫記隔夜仇」。

  記憶中沒聽母親說過「和氣生財」,「家和萬事興」之類的陳詞濫調。然而,母親也好,時代的風氣也罷,「和為貴」是大眾認可的與人交往的核心。有趣的是,當整個社會提倡「鬥為先」時,父母並不在我們的面前表示異議。從懂事起,就滿耳的鬥這鬥那,鬥地主,鬥資本家,鬥反革命分子,鬥右派分子,鬥右傾機會主義者,鬥四不清幹部。文革開始,鬥完走資派後,造反派互相鬥,然後每個人開始自己鬥自己,叫「鬥私批修」。不止要鬥還得「狠狠地鬥」,不信翻開文革時代的大字報,滿紙「狠批」,「狠鬥」,「狠抓」,「狠狠打擊」。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幫忙幫到底,送佛送到西」。

  這種服務精神不只體現在母親和她同時代許多婦女身上。她們不一定讀過曾子的「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回到母親去世三十多年後的昆明,周圍的朋友和鄰居中,依然很多助人為樂,甚至可以說助人為生活主要內容者,女性居多。她們無私地幫助的對象,都是自己的熟人和朋友。不過,投緣的話,和一位雲南人交朋友,可在半小時之內。有位北京人告訴我,他到雲南來了一次,現在他的朋友中有一大堆雲南人,因為與一個雲南人交朋友,他就會將自己所有的朋友介紹給你。大家這麼做,只因為認識了一位值得交往的人,就有義務和朋友分享這份友誼。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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