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中文系老前輩章培恆先生在恩師蔣天樞逝世十周年之際曾撰文回憶，他一九五五年因「胡風問題」受株連，開除黨籍，發配到復旦圖書館工作。一九五六年又被派到中文系。研究先秦兩漢問題的專家、陳寅恪的高足蔣先生成了他的導師。和當時流行的「革命」教學方法相悖，蔣先生注重打好歷史與語言文學兩方面的功底，強調要細讀經典、弄懂原文，為此給章先生訂了三年進修的書單，要他讀通《通鑒》、《說文》、《史記》、《爾雅》等等。章先生感慨，導師此舉，讓他從此懂得「眼高手低」的價值，終身受益。

　　如今章先生也已駕鶴西去，但他對做學問要眼高手低的灼見言猶在耳：「我認為眼高手低不但對青年是絕對必要的，就是到了老年也仍然如此。年輕人很難達到眼高手高的地步，倘再不准他眼高手低，那他就只能眼低手低，一輩子向所謂專家、教授也者頂禮膜拜，也就一輩子都不會有什麼出息」。的確，從我個人在中國、美國讀書、教書的經歷來看，眼高手低不僅是治學的必經之路，也是出成果的不二法門。好文、好書看多了，厚積薄發，自然就知道怎樣的文字才能登上大雅之堂。哪怕自己一時力有未逮，總有努力的方向。如一直在二流、三流文字中打轉，只能「取其中者，得之下」了。就像頂尖「吃客」，即便自己從未下過廚，好東西吃得多了，自然知道怎樣的烹飪才算上品。只要勇於嘗試，勤於試驗，自己動起手來，「雖不中，亦不遠矣」。

　　然而，最近一位美國同事講的故事也引發了我對「眼高手低」的反思。特朗普上台後，美國高教界輿論嘩然，人心惶惶。我校開展了一系列「公共教育」活動，討論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貧富不均等問題，同時也反省「精英」為何與普通民眾的認知差異如此巨大。英文系教授說道：他有個學生在學校受了教育，回家向工人階級父親普及「白種優越感」怎麼造成種族關係緊張，後果如何糟糕雲雲。說了半天，問父親聽明白了沒有。老父回答：「聽是聽懂了，可你也沒必要那麼『臭屁』（作者按：英語原話殊不雅馴，此為意譯）吧？」聽了這個故事，在座師生哄堂大笑，我卻想到一個問題：如果用來道德說教，「眼高手低」不但於事無補，而且容易造成交流障礙，好事變壞事。

　　各人對善惡、好壞的認知標準不盡相同，大家又都傾向於從自身背景、經歷出發對世界做出道德評判。在目前政見分化嚴重、情感激烈的美國社會，想要達成共識就更是難上加難了。而且，哪怕那位美國學生說的是放諸四海皆準的至理名言，道德規矩向來是自律比律人更有效。以身作則，通過實際行動確立道德典範者是聖人。引經據典，用「聖人之言」攻擊、打壓持異見者就等而下之了。說到底，沒人願意聽說教。如果個人不是自發自願遵守規矩，「模範行為」終究難以持久。

　　看來，眼高手低用來做學問是上策，用來做人就要斟酌。或者也可以說，眼高手低對修身養性是好事，用來指點江山甚或怨天尤人就難免帶來負面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