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的李銀河，是內地著名社會學家，應該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那時她就是內地研究同性戀文化的先行者，她寫了一本通俗性的研究報告叫《中國同性戀群落》，這本書當年在內地也出不來。忘記通過什麼渠道，書稿來到我手上，我一看「驚為天人」，馬上與她簽約出版。

　　一兩年後，李銀河來香港，我陪她飲了茶，帶她到天地門市部走走，走到天地圖書書台前，李銀河突拿起一本書來說，這不是我的書嗎？怎麼已經換封面了？那就是再版了吧？我一看登時呆掉，我完全不知道書再版的事，連封面都陌生，霎時間臉孔發熱，兩隻眼睛不知朝哪裏看，只恨自己不能像《封神榜》裏的土行孫那樣，腳一跺就遁地而逃。

　　當年香港民間出版都還在後草莽時期，公司執行董事負責印務、發行和財務等，我在前邊編書，編好了交給他去製作，之後的再版、計算版稅等等都不關我的事。上司加印舊書，內心竊喜，錢嘩嘩流進來，早就忘掉那個在前邊編書和作者打交道的編輯，也不覺得有義務向作者報告。公司出的書多，每日案頭工作堆積如山，去門市轉一圈都要小跑，如此也就很難發現書海中有一本自己經手的書被悄悄再版了。

　　此事的結局，當然是道歉補付版稅了事，但因此就給李銀河留下很不堪的印象。

　　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一次，那是一本以志願軍戰俘命運為題材的報告文學，書名叫《厄運》，作者是報告文學作家錢鋼的夫人于勁（她剛剛在不久前不幸因病離世）。有一次錢鋼來香港，我又陪他到門市部走走，他在天地圖書的書台前又拿起一本書，說這不是于勁的《厄運》嗎？換了封面了。他抬起狐疑的眼光看我，我又心裏一涼，臉又不知往哪裏放了。

　　時間太久了，我已忘記兩件事的先後次序，或許李在前于在後，或許反過來。發生第一次後，我已向執行董事抗議過，他「咿咿哦哦」，事後又不了了之，壓根兒不管在前方與作者打交道的編輯，如何承受那種好像做了小偷被人當場捕獲的憋屈。當然，「厄運」又一次落到我頭上，我又一次厚着臉皮向錢鋼認錯，公司又一次補上版稅。二十多年過去，事過水無痕，但我一生無法放下自己職業生涯中這兩次巨大的羞慚。

　　欺騙作者版稅，表面上是一種利己的行為，想深一層，其實是害己的蠢事。一個作者能讓你騙一次，不會讓你騙第二次，不但如此，你騙人的行徑會因為一次次暴露而使你在江湖上聲名狼藉，那時除非愚蠢的人，否則大家都會離得你遠遠的，你想想，你還想打什麼好作家的主意？

　　因此，直到我負責編輯部的事情後，我就和董事長陳松齡先生商定，從今以後一切照規範來，合約可以定得緊一點，但付版稅必須認真。此外，有任何再版的書，應該即時通知責任編輯，由編輯向作者報告。陳先生完全支持我的主張，這個制度也就基本上確定下來。

　　作者寫一本書不容易，出版社若沒有誠意，何必和他合作？作者把書交給你，對他來說是一種風險，你接受了作者的書，對你來說也是風險，互相分擔風險是合理的事，互相分享所得就是應分的事。一本書再版，出版社已經賺錢，作者的版稅只是把出版社賺的錢分出去一點而已，付作者版稅不會付得讓公司虧本，因為雙方所得的總和全部都是利潤。出版社騙作者稿費，往小裏說是貪婪，往大裏說是喪失職業道德。剋扣作者所得，這是奸商的行徑，不是現代出版人應有的專業操守。

　　收到馮唐的電郵，才想起多年來與作者打交道的苦澀，把這些事情寫出來，只是想讓年輕的圖書編輯們明白，曾經我們也沒弄清楚作者與編者的關係，而那些關係的準則，應是我們職業生涯的基石。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