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全漢昇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新亞研究所是著名學者薈萃之地，當時雖然唐君毅已經離世，但所內大師多不勝數。單以歷史學者而言，就有多位，包括錢穆佳婿而時任所長的孫國棟、主治制度史而時任教務長的嚴耕望、專研社會史的羅夢冊，經史兼擅的牟潤孫，以及專治經濟史的全漢昇。此外，國學大師錢穆不時從台北來港，向一眾學子講學。這個強大的史學陣容，敢稱睥睨學林，而筆者廁身其中，實感受惠匪淺。/塵 紓 文、圖
這裏所說的受惠，可以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所謂直接，是指在所期間修讀某課程而在課堂上親聆教益；所謂間接，是指雖然沒執弟子之禮，但當時學風所及，諸位老師的著作，定必抽空翻閱，從中拜領。
新亞文史哲不分家
筆者進所之時，主修文學。不過，「新亞」所揭櫫的辦學宗旨，是文史哲不分家。換言之，即便你主修文學，但進所之後起碼頭兩年，除文學科目，總得選修歷史和哲學科目。根據當年的學制，研究生在所頭兩年，必須修讀文史哲裏的若干科目。如果兩年之內修不完，就要在第三年以至第四年修畢。由此可見，當年研究所的學制，與今天的很不一樣。目下，念一個碩士學位，莫說是兩年，即使是一年半，學生也嫌長，最好是一年；如果十個月修畢，則屬最佳。以當年的學風而言，進所時，我們從來不問，「多久可畢業？」反之，我們例必提問，「我可以在所裏待多少年？」只因為，好不容易才考進來，當然希望在這個學風頗盛的研究所，多待幾年。
當年的「新亞」，固然需要考入學試，而且由於學額有限，收生很緊，考關很不易過。誠如前述，「新亞」文史哲不分家，三者並重，而這個原則，早於考入學試時已予體現。入學試考五科：中英文外，文史哲各一。某一科可以不及格，但平均分必須及格，否則無緣面試。筆試後，所方按考分排名次，而所考名次，會在面試告知。面試時是兩師會審，輪流詰問。考生也要提述研究計劃及論文綱要。
基礎牢固 一專多能
不過，一如前述，不管你選修什麼，文史哲科目，必須修讀。在這種學制下，筆者除修讀文學科目，還修了不少史學和哲學科目。這種文史哲兼重的做法，其他大學裏的研究所根本欠奉。國學範疇宏大，始終要分工分門，所謂業有專工嘛。不過，如果在文史哲這三大範疇打下牢固基礎，當必明顯有利於個人日後的學術發展。哪管你今後在學術上走哪一條路，你寬闊廣博的知識基礎，永遠是一種其他人盼羨不已的優勢，也給予你暢通無阻的方便，也為你鋪上一專多能的道路。「新亞」育人的苦心，絕對值得崇敬；我們深受福澤，當然感激萬分。
以筆者過去二三十年的藝術工作而論，每當在公開場合演講完畢，總有人趨前求問：「我對某個劇種（例如京劇崑曲）有點興趣，請您介紹一本入門書給我，可以嗎？」碰到這個表面看來合理自然的問題，筆者總是帶着笑容跟對方說：「問題不是這樣問。你要是對京劇產生興趣，就應該先了解京劇的整體發展；你想了解京劇的整體發展，就應該先了解戲曲的整體發展；你要了解戲曲的整體發展，就應該先了解文學的整體發展；你想了解文學的整體發展，就應該先了解歷史的整體發展。如果你對歷代的治亂興衰、典章制度、文學藝術，以至我國核心價值，包括儒釋道三家思想，沒有通盤認識，任憑你花盡畢生精力，鑽研京劇，也只落得膚淺短視，永遠達不到上乘。」聽到這一大番話，對方大都面露難色，頹然而去。
再舉一個例子，某年有一位後進拿着她一篇比較皮日休與陸龜蒙的碩士論文前來，請求斧正潤飾。筆者問她，大學本部或研究所期間有沒有修過歷史，特別是唐朝以至其前其後的歷史。她只是搖着頭說沒有。筆者於是喟然嘆曰：你對皮、陸二人的時代背景也摸不透，怎去研究他們呢？你寫的論據，夠踏實嗎？
卓然有成 飲譽學林
舉以上兩個例子，無非是要說明，修讀歷史的益處。筆者在所期間，有幸修讀歷史，更蒙經濟史名家全漢昇教授在其「中國經濟史」一科裏，講授經濟史上的諸般課題。全老師在經濟史的領域裏卓然有成，飲譽學林。在敘述全老師之前，必須首先指出，由於內地採用簡體字，學界把他寫成全漢升。其實他的正確姓名是全漢昇。
記憶中，全老師個子不高，衣着整齊。穿西裝時總是繫着領帶。他講學認真，但不偏於嚴肅，反而常帶幾分笑容。說話時，總是從容不迫，不像某些老師，課堂上恍如黃河決堤，浩瀚奔放。由於他是廣東人，堂上自然是以粵語授課。我們這班「香港仔」，當然倍感親切，蓋因其他老師講話時，總帶着程度不一的鄉音。他在課堂上愛與學生分享他的研究心得。我們坐着細聽老師一點一點地縷述，既覺受益殊深，更感榮幸萬分，畢竟當年在黌舍教授經濟史，確以他為尊。
可惜，課程初段，筆者沒有敬誠其事。記得老師交付我們第一份正式的功課時，准許我們自由選題，寫一篇幾千字的論文。筆者為圖方便，故意選先秦經濟為題，因為寫先秦經濟，只消從《史記》、《左傳》、《戰國策》等古籍左搬右抄，就可成文。反觀，如果選唐宋或明清經濟，需要翻閱的史料較多，有點划不來。論文未幾順利寫就，交功課時，心裏居然還有幾分沾沾自喜，覺得自己挺聰明，懂得取巧。
筆者取巧 慚愧內疚
然而，當筆者從全老師領回這份自忖是「傑作」時，他淡淡地說：「可徵的史料有限，寫了也沒什麼意思。」看着他那種略帶「拿我沒法」的無奈面容以及露出幾分鄙夷的眼神，筆者既慚愧，又內疚。慚愧，是因為躲懶而心存取巧，枉作研究生，愧為新亞人；內疚，是因為難得幸遇名師，卻平白放棄從修改功課中仰蒙教澤的良機。自從那句冷評以及那臉鄙夷，筆者銳意習史。多年下來，益發覺得，只要有穩固的歷史根基，不管你從事哪門研究，總是比較容易得心應手。
筆者再舉一個近年的例子，說明認識歷史是何其重要。六、七年前，筆者連同一班公務員前往內地，參加北京大學研究所的國情研習班，當中有一科是新中國經濟發展，由建國初年講起。可是，由於從香港去的學員對新中國的了解明顯不足，教授講課倍感吃力，在講論經濟議題之前，總得花大量時間交代歷史背景。如此一來，教學進度大受障礙。所以說，缺乏歷史知識而貿然從事學問研究，根本寸步難行，豈能求成？此刻回想，誠心感謝全老師當年猶勝棒喝的冷冷一眼，讓筆者知恥而勤修歷史。自此，筆者重頭學史，先了解歷朝更迭，治亂興衰，進而研習各代典章制度、社會文化。
先研唐宋 後治明清
然則，全老師本身的習史之路，又是怎樣的呢？據後輩追溯他的治史軌跡，他年輕時與很多熱血青年相同，鑒於國家積弱，社會紊亂，於是用心研究晚清歷史，冀能找出振興之路。由於他勤修苦幹，用功殊深，遂得政治學者陶希聖、史學名家陳受頤以及當代大儒傅斯年（亦即後來台灣著名歷史教授傅樂成的伯父）等學林翹楚提攜扶助，得到更好的修史機遇。及後他專研唐宋，並上及六朝，下開元代。及至四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初，先後數度赴美以至歐洲遊學考察，開始着心於中國與外國的經濟貿易，進而研究明清兩代的內地經濟以及中外經濟關係。由於他心思縝密，務實無偏，因此研究成就非凡，廣蔭後學，學林視他為經濟史學家祭酒。
全老師除了日常講學，啟導後輩，還發表大量研究文章，而他部分的著作，收錄於一套三冊的《中國經濟史研究》。這是全老師在不同年代撰寫經濟史文章的彙編，歷年出現不同的印行本。筆者手執的，是七十年代「新亞」親自印行的初版。
那個年代，「新亞」除了學報，亦出版書籍，而所刊書籍，會送至台灣、美國等地售賣。以一九七六年初版計，一套三冊的售價是三十六美元。所內學子享有折扣。書內所輯錄的，是早年散見於各式期刊的論文，而那些期刊，大抵可分為三個體系，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般簡稱為「史語所」）集刊；「新亞」體系內的新亞學報、新亞書院學術年刊、新亞生活雙周刊；以及其他著名期刊。
採用西方經濟時期劃分
全書共有論文及專刊二十一篇。當中篇幅最長者，是卷首的一篇，即「中古自然經濟」，而這篇文章最大特色是把西方的經濟時期劃分法應用於中國。根據德國Bruno Hildebrand以及幾位西方學者的劃分法，人類的經濟可劃分為三個時期，即以物換物的自然經濟期、貨幣時期及信用時期，全老師把漢朝以至唐初劃成自然經濟期，而盛唐時代的中國，已走進貨幣經濟期。這篇文章寫於四十年代初，而由於自清末民初西潮東漸之後，我國不少學者傾向引用歐美學術概念去研究本國問題。據全老師自述，他這種做法，是上承他恩師陶希聖。
這套《中國經濟史研究》主要是按朝代而分成三冊；上冊除前述「中古自然經濟」，還收錄了唐宋兩朝關於物價變動、政府歲入與貨幣關係及運河的三篇文章；中冊則收錄了唐宋明清四朝有關官吏私營商業、寺院經營工商業、白銀、糧食價格等課題的八篇文章；下冊則主要收錄近代及晚清有關農業、工業、鐵路等課題的文章。
《經濟史論叢》出版較先
必須注意，上述一套三冊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所收集的二十一篇文章，頗有檢拾遺珠的味道，蓋因在出版此書之前三年，全老師把他手上的一批文章結集成書，題為《中國經濟史論叢》。書內收錄三十多篇從唐宋至明清的研究文章，當中以清朝經濟着墨最深，超過全書的一半，而有元一代，則少有論述，全書專論元朝經濟文章的，只有「元代的紙幣」一文。
上述先後印行的《中國經濟史論叢》和《中國經濟史研究》，可說是全老師經濟史研究的總彙。此外，全老師仍有一本傳世之作，名為《明清經濟史研究》。書內收集他於清華文史講座的講稿，計有六篇文章，其中三篇分論中國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交通與貿易；另外三篇則分論清代人口與農業、貨幣與物價及近代工業化。
研究成果廣惠學林
以上三套書籍，均有不同版本印行。本港與內地大型書店應該可以買到。萬一找不着，各大圖書館肯定存有，尋索不難。至於論述全老師對經濟史學上的偉大貢獻，可參閱王業鍵學長的「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一文。王學長在台灣修業時曾追隨全老師，是老師的得意門生，對經濟史研究用功殊深，惜於三年前辭世。
全老師雖於二十一世紀初以近九十高齡辭世，但他所存留的研究成果，仍然廣惠學林，而深得薪傳的一眾學子，對經濟史學續有貢獻。
再次感謝全老師當年的冷冷一眼，促使筆者敬誠史學。
（新亞學者系列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