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奧斯威辛是納粹德國時期最主要的集中營和滅絕營，曾有過百萬猶太人在此被殘忍屠殺 資料圖片
一向具有「庇護之土」美譽的法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斷地接納了自俄國及東歐，德國，意大利及西班牙等國，因政治或經濟原因，蜂擁而來的避難人群，至一九四零年歐戰打響，總共有多少人？正確的數字也許很難統計，但絕不會低於最近十年來的難民總數。那些人士中，日後在法國有所貢獻的，比比皆是；稍留意一下各領域中的傑出人物，便可發現非本土生，本土長的並不是鳳毛麟角。現在我想記述的，乃是廿世紀二十年代，從匈牙利轉輾到法國的一個普通女子─我的太婆婆。
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已年近八十，竟然還繼續行醫。一個皮膚科醫生，個子不高，腳下一雙三寸高的皮鞋，舊款式，但皮質一流，顏色雅致。頭上一頂帽子。帽子每次都不同：比如冬天的呢絨帽，帽身的一邊縫着細密的摺皺，暗花紋掩映其中，摺皺盡處，綴着一朵同質異色的花。夏天的遮陽帽子，多為細麻幼藤編織而成，帽沿有寬有窄；除了一般的絲帶盤纏其上，她會插上一枝當令的鮮花：鈴蘭、茉莉、茶花……芬芳撲鼻。她身上戴的首飾也極引人注目。由於飾物來自天南地北，各具其原產地的風格，但戴在她身上，卻顯得非常協調。一副阿富汗的項鏈，鏈子由九枚鏤花薄銅片組合，每一銅片上鑲着綠石，中間一顆最大，周圍的綠石顆粒放射形地次序縮小。手腕上戴的，可能屬於翡冷翠珠寶店製作的細銀絲手鐲；無名指上一隻南美洲的紅寶石戒指。不用再細說她所穿的鑲有花邊的衣裳，就這些打扮已夠讓人產生錯覺，絕對想不到這是一個醫生。
她梳妝時錯說的一句話，被家中人嘻嘻哈哈地提了又提，已成為「家庭諺言」：「Kasso, donnez-moi la poudrière!」（卡索，把火藥盒給我拿來！）其實她要丈夫卡索遞給她一個粉盒（le poudrier）。把撲粉用的粉盒，說成火藥盒，並不是偶然的語法上的陰陽性倒置，後面所涵蓋的意義及象徵，頗可心領神會，不需贅言。
太婆婆在布達佩斯讀完醫學院，開始當醫生時才二十出頭。參與了一九一九年由培拉．昆（Bèla Kun）領導的革命政府「參議共和國」（République des Conseils）。她在衛生部主持工作。可惜六個月後，因法羅（法國和羅馬尼亞）的聯合軍隊侵入而告失敗。血腥鎮壓隨之而來。由於參與者甚多為猶太人，成了當時排斥猶太人的極佳藉口。到處發生了搶、砸、燒，甚至殺死、吊死猶太人的事件，一片白色恐怖。太婆和她的丈夫，也是醫生，倉促出走，避難至捷克。到了布拉格，他倆的醫生執照不被承認，得重新經過考核，幸而他們的醫科知識扎實，順利過關。無奈剛剛安定下來，行醫兩年，反猶太人的法西斯風勢蔓延到了布拉格，危險再次迫在眉睫，他們決定再逃。這就到了「庇護之土」的法國。
法國對於外國醫生更嚴厲，要求他們重返醫學院再讀兩三年，之前還得先通過高中畢業的統考（即BAC）。為了再次獲得行醫資格，他們唯有按部就班，一切照做。太婆常常說：「我這大夫銜頭，可是真價實貨，經歷了三個國家的核准，用了匈、德、法三種語言！」由於她的實習及考試成績出色，畢業後即被聖路易醫院的皮膚科錄用。她在該院一直工作到德軍佔領巴黎為止。
她的卡索在德軍第一次掃蕩巴黎十一區時就被捕，先被集中在市郊Drancy中轉站。那時她異想天開（是日後的自嘲語），想取得一張能繼續行醫的特許證，也抱着一絲營救丈夫的希望，竟獨闖佔領軍司令部，要求拜見管制巴黎的司令（等於巴黎警察總局局長）。憑着她不但一口不僅流利的德語，而且是上層社會的文雅語言，司令居然接待了她，且彬彬有禮。待她道明來意，又彬彬有禮地拒絕了她的請求。在走廊裏，一個法國工作人員悄悄地對她說：「夫人，趕快離開這裏，躲起來，別再工作了！」她還不及回話，那人又拋下半句：「千萬要快！」就消失在走廊的門後。
她回到家，定過神來，二話沒說，即刻準備簡單行裝。第二天一早把兩個十幾歲、尚未成年的孩子送去外省，自己則躲進了兩位靠跳舞為生的女友家裏。
我沒趕上認識她的卡索，只知道他一生中的幾個片段。他被捕後，由Drancy的中轉集中營開始，先後經歷了Dachau, Ebensee等集中營，最後被押解至世界聞名，死人最多的奧斯威辛集中營。他在集中營裏一共熬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子。很多人一進去，兩三個月就死了，強壯一點的可能挺一年。而他，活下來了。有一天，黨衛軍命令包括卡索在內的醫生們去各大監倉「選人」──把病弱得已無可再驅使勞作的囚犯「剔除」出來。那些被選上的人下一刻即將化為縷縷黑煙，從焚屍爐的煙囱裏冒出來。卡索冒死不從命，說：
「醫生不是送人去死的！」
兩記耳光。
「我絕不能違反做醫生的誓言！」
被踢倒在地。軍靴、皮鞭不斷落在他身上，直至奄奄一息。
他逃過這一次的鬼門關，乃因一個高級軍官的皮膚頑疾，久醫無效，被他治療痊愈。自此，他的處境較一般囚犯好了些─卡索精湛的醫術救了他的命。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