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一日被定為全美大學生「罷課日」，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是在二月中旬教務長主持的每月系主任例會上。有學生領袖來找他，告知那天會有學生罷課，並組織系列活動抗議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在移民政策等方面的「不義」政令。教務長對我們說，根據大學《教授手冊》，教授自己做主，決定是否上課：可選擇在課堂上討論這些熱點問題，可取消課程，甚至可參加示威。不過，他建議大家照常上課，但允許示威學生那天缺課。參會的宗教系主任是個積極熱誠的維權分子，當時還對教務長的溫和保守態度略有微辭。

　　會後又過了一周，我教的一門課上有個學生來請假，說要參加示威。這門課我和另一位同事合教，我們商量後，向所有學生宣布：我們認為參加這次罷課和校隊運動員外出比賽、學生參加大學支持的會議、生病、家裏出事一樣，都是合理的請假理由。不過，和其他正當請假的學生一樣，缺課者必須另外多做功課作為補償：在我們的課程論壇上多發表一段簡短的讀後感。我的想法是人人都該堅守崗位，做最擅長、最有效的事。作為教育機構的成員，我的首要任務自然是教書。不過那位同事覺得要學生補功課似乎太嚴，因為人家畢竟在罷課。學生本人對此安排倒無異議。

　　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校方又轉發了示威組織者給教務長發去的海報，說明具體日程安排。主要活動發生在早上十一點到下午四點之間。十一點開始，參加者在學生活動中心內通過演唱、舞蹈、繪畫等藝術形式表示抗議。中午十二點半到下午兩點有示威集會與遊行。下午兩點半到四點，不同人員和部門組織不同的報告會，分別在大學的畫廊等處和小鎮的咖啡館舉辦。報告內容包括：「發現你的激進自我」，由宗教系主任主持；比較當下與上世紀七十年代我校反越戰的抗議，有社會學教授追憶往事；以及大學多元文化中心主持、對美國社會「憤怒的白人」及「特權階層」問題的討論。晚上七點還要在小鎮養老院舉行「未來維權策略」會議，作為壓軸節目。

　　三月一日驟然降溫。早晨寒風凜冽，居然還飄起了雪花。我照常上班。教的三門課上，除了那個事先請假的學生，別人都出席了。中午去學生中心開會，離開時看到學生在外集會。中間一位組織者高舉喇叭演講，周圍學生有的舉着標語牌，有的跟着喊口號，也有走過駐足圍觀者。學生中心一面牆上貼了寫着「為自由」、「為美國」、「為移民」的五顏六色紙條。下午一點，我從辦公室窗口看到三、四十人排成三四行走過街頭，有人吹喇叭，有人喊口號，隊伍前後有大學保安處和小鎮警署的警車各一輛開道。這和七十年代本校師生抗議越戰，呼籲民權，罷課並佔領校長樓多日的氣勢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全國罷課日就這樣過去了，尚不知餘韻如何。倒是國內來我校訪學的教授驚訝不已。她不光是驚訝罷課，還奇怪既然要罷課為什麼還要和校方溝通，提供具體行程安排。我覺得這倒反映了美國人實施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權」的管理。包括教授在內的組織者事先向有關部門報備，一來說明他們並不希望這次活動演變為與校方的對峙，乃至演變為暴力行動。二來，本校參加者回應全國號召，更多出於抗議華盛頓政府的初衷，並非對地方政府有極大不滿。

　　當然，這也可能是一個「縣官不如現管」的例子，反對千里之外的當權者永遠比對抗就在你面前的權威容易。

　　我同情這批熱血沸騰，追求正義的年輕人。但這次的抗議除了呼應全國潮流以外，實際效果怎樣？特朗普政府會關注嗎？學生犧牲上課時間獲得的究竟是什麼呢？此舉的象徵意義在我看來遠遠大於具體成效。

　　不知宗教系那位激進的教授又怎麼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