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央多次強調扭轉資本脫虛入實的重要性，對於尋求產業品質與技術升級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近期中國資本流出的恐慌情緒較為嚴重，反之海外資產配置的取態激進，進而推波助瀾人民幣的貶值預期。與此同時，匯率動盪引發的市場配置混亂的現象比較明顯，眼下對經濟穩定及市場安全等問題需要高度重視。/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 譚雅玲
首先，需要清晰資本流出的概念。資本外流一詞並沒有一個普遍接受的定義，唯有一個極端的概念是所有從發展中國家外流的私人資本，不管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證券還是股本投資，都可以稱作資本外流。因為發展中國家一般都缺乏資本，在發展過程中必然是淨借款者，需要依靠外部融資來補充國內儲蓄。確切的說，發展中國家依靠血汗拚搏得到的財富積累擴大，但由於金融市場、金融體制、金融經驗的匱乏，尤其是貨幣自由化和自主性尚未確立，造成初級資產累加依然受制於貨幣體系的主導壟斷，進出資本的方向與收益均處劣勢一方。
畢竟當今的國際經濟環境及金融體制結構依然是發達國家壟斷與強勢指導，無論是價格制定或者資產流向，均受制於發達國家的主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出，卻減少了自己能夠利用的資源，因而是潛在的經濟增長方面的一個損失，並非是資本概念如此簡單。當下的資本流出是更突出投機目的而呈現的短期外流，依據價格變化的資金流動，或者由於本國經濟或政治不穩定而造成的外流。換句話說，這些錢並不是基於長期經濟考慮進行對外投資而流出的，只是處於非專業、輿論導向及無知恐慌，甚至是主觀判斷異常的流出。
美國把控全球資產風險
結合中國實際狀況來看資本流出的概念，一方面是沒有考慮到國內居民因證券多元化需求而出現的短期外流，畢竟當前中國資本帳戶並未完全開放，資本管制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外界所稱的資本流出並不是實際的私人資本流出，而是外匯儲備減少造成的國家損失。雖然國民財富可能不會因為資本外流而發生變化，但國內居民累積的國外資產卻也沒有從中獲得收益。尤其值得關切的是，從這些海外資產中獲得的盈利仍留在國外，或者通過非正式渠道回到國內時，國內居民的國外收入和財富並不能幫助償付本國債務的本息，也不能為自己國家的發展提供融資。
其次，需要知曉與掌控資產配置的風險。當前中國投資者對於海外資產配置的風險凸顯在人民幣貶值時段，尤其是人民幣受制於美元升值影響，引發外界對於資產風險的偏激判斷。理由在於以下三點：
1）海外資產的話語權由誰主導？在全球市場中，美國經濟與美元貨幣的霸權特性十分顯著，甚至在進一步強化，其能量與地位不是減弱，反之處在上升階段。因為美元的覆蓋已從單一的金融領域，擴展到全球所有的資金資產資本，以及商品資源農產品，因此在未來相當時間裏，美元的定價權與美國的市場影響力是海外資產的風向標。而眾所周知，美國利益的最大化與美元風險的最小化是影響全球市場價格的關鍵，也是資產風險的核心。中國海外資產配置的結構依然難以逃脫美元的控制與主導，加之美國之外還有很多具有經濟實力與貨幣影響力的因素，即歐洲、日本等主導貨幣體，所以我們的資產將受到資本運作戰略的影響與牽制。
2）海外資產風險源頭由誰掌控？全球金融資產與商品資產的風險已經十分緊迫，表現上是價格的大幅震盪，實質是產業的競爭與壟斷，最終目的是對財富的洗劫。例如石油，風險源頭的控制權已經從OPEC（油組）轉向美國，美國的石油開採、石油儲備、石油創新、石油戰略已是全球石油市場的重要風向標。美國的石油資本戰略是從石油產業的調動轉向石油投機，因此即便石油價格下跌也難以刺激實體經濟，反之使得經濟下滑進一步加劇，俄羅斯、巴西的經歷都是最好的說明。由此看出，海外資產風險的主控權並非是財富多少那麼簡單，資金資產轉化為資本的運作模式則是資產風險掌控的重要基礎和平台。因此，我們僅僅憑藉自己的財富資產數據選擇出來的海外資產配置是最大的不安全風險。
3）海外資產配置誰最受益？2007年華爾街掀起的金融風暴至今已有十年，現在來看看哪個國家是最大受益者？第一看經濟收益率，第二看市場競爭力，第三看全球化影響力。2007年美國經濟開始衰退期，經濟增長水平1%低速增長期，2017年美國經濟進入中速增長階段，特朗普的預期是3.5%至4%左右；2007年美元霸權從三足鼎立回歸美元一枝獨秀，2017年美元霸權壟斷局面從金融資產轉向商品資源農產品；2007年美國與美元霸權局限在全球化戰略高度，2017年美國全球化戰略已經體現在行業領先、產業創新和金融鼎盛時代的霸權全面覆蓋。
關注海外資產配置忽略上述本質，未來或許不是資產的收益期待，反之將是資產風險損失的巨大風險。
國內實體經濟遭遇瓶頸
再次，需要明白資產價值要素的重心。目前中國資本流出的恐慌，以及海外資產配置的偏激似乎已經開始影響到中國發展的方向與定力，尤其對未來的資產安全和市場穩定可能造成巨大的衝擊。結合目前中國經濟金融的真實現狀，值得思考的問題包括資產風險基礎與資本吸引力的關注。
其一，需要思考的問題是資產的根基在哪裏？回顧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最重要經驗就是實體經濟取得的功勞巨大，進而使得中國資產規模、貨幣地位和金融影響力不斷提升，其發展路徑在於貿易驅動的貨幣崛起、貿易促進的大國地位、貿易展現的國家實力。資產要素的基礎在於實體經濟的強大，中國的財富效應能夠引起國際關注正是中國實體經濟發奮圖強的結果。而今面臨的「經濟冷、金融熱」問題根源在於目前外界對於金融作用渲染過度、實體經濟遭遇顛覆。因此，中國目前的資本流出並不適宜，海外資產配置處在風險期，而非收穫期，內在要素的弱化將是未來最大的風險點。
其二，需要思考的問題是資本的基礎在哪裏？資本的完整概念體現在於貨幣地位、資本管制及市場化程度。縱觀這些要素，目前我們的缺陷相當嚴重，改革的道路漫長而艱巨。由於受到金融基礎薄弱的制約，以及金融制度的不健全、資本市場不規範和金融機構部門效率低下等因素的影響，中國金融體系國際化和一體化的發展在短期內滯後於整個市場體系的改革，再加上扭曲的金融體系改革和發展，商業銀行資產質量不高，資金運用的損失率、呆壞帳率高，導致了金融體系的風險積累及整體運作效率不高，並最終影響到中國金融體系的國際競爭力不足。
中國資本基礎要素嚴重不足，偏激急躁情緒引起的不安定因素較為嚴重，海外資產配置或直接導致大規模的資產轉移及資金流出。當今國內對於貨幣問題的關注過多，對實體經濟的關注太少，即使貨幣貶值也不能發揮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反而會擴大金融的投機心理。曾經一度在岸人民幣貶值，離岸人民幣升值等現象已經表明：人民幣經濟失去潛力，人民幣投機加大炒作。筆者認為，未來加強實體經濟才是根本任務與長遠根基。
其三，需要思考的問題是資產安全與資產投向的風險。筆者預計2017年是風險加大的一年，也是危機概率最高的一年。我們無論面對外部環境，或面對自己的發展，都需要尋求新的發現、深入的探討、專業的分析，以及長遠的預期。依據筆者長期研究，認為2017年的風險集中在三個層面的關注。
1）美國正值多事之秋。目前從美國政治、經濟、金融多角度觀察，美國事態具備諸多不確定性，包括美股、美匯、美房的前景並不樂觀，潛在的資產泡沫風險不容忽視；美國財政赤字潛在的壓力加大，美國國債風險將重新成為焦點；地緣關係的複雜性上升，歐洲、亞洲地區面臨的風險擴大，中東和產油國的不確定性難以預料。縱觀美國經濟周期，正處於新一輪調整的末尾階段，特朗普面臨的經濟衰退情況嚴重，其推行的「理想政策」將迎來較大阻力，加之他的商業背景，未來政治生涯的挑戰很多。
英國脫歐引發羊群效應
2）歐洲大陸並不安寧。目前歐洲的焦點問題突出，其中歐元的風險系數最大，雖然危機談不上，但歐元區的前景並不樂觀，合作機制的解體有可能隨時發生。目前的關鍵點在於德國，風險點是法國和意大利，危機點是希臘。與此同時，OPEC組織的行為或將進一步打擊歐元區和歐洲大陸的經濟。現代意義上的歐洲一體化開始於二戰以後，其中包括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統一大市場、經濟貨幣聯盟和政治聯盟五個層次。隨着近年歐洲面臨的烏克蘭危機、難民潮和恐怖襲擊等多重因素困擾，英國脫歐的帶頭作用或許會引發羊群效應，這才是歐洲危機的關鍵。
3）中國經濟調整難以預料。2017年對中國經濟而言並不輕鬆，一方面是經濟企穩跡象可否持續，尤其是PPI指標、外貿數據及股市走向將是重點導向；另一方面是人民幣匯率趨勢、資本流動觀察及外匯市場動盪局面。目前最大的難題在於各個行業的職責和定力不足，不知道自己的主業該幹什麼、容易放棄主業、盲目的從事金融、簡單的開展輔業、草率投資其他領域等情況嚴重，進而導致我們的資產價值與資金規模難以有效的發揮作用。
最新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了扭轉資本脫虛入實的重要性，這對轉變觀念、回歸行業本位、尋求產業品質與技術升級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們的改革只有找到重點才會有起色，過去一段時間的粗放發展思路、快速掙錢、極端斂財的簡單模式已經產生了很大的負面效應，我們的覺醒與反思是未來發展的最大動力，也必然會創造更大的經濟增長潛力。
回顧2016年需要總結教訓，展望2017年則需要的是鬥志，無論歷史經歷，或是改革實踐都已經證明努力奮鬥是未來的希望，扎實、踏實、苦幹、實幹是改革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