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少時讀物已泛黃 親故回憶猶如新\作者供圖
母親在世時常說：「三個孩子中，你跟爸爸最有書緣。」
父親去年八月辭世，走時九十一歲。冬至前的那個星期，兩紙箱父親的舊書，自穗城廣州運抵獅城。望着千里迢迢奔我而來的這兩箱子書，不由得想起母親的這句話。
父親章明生於一九二五年，祖籍江西南昌，一九四九年自武漢大學法律系畢業。不過他沒進入法律界，倒是一輩子從事文學創作。小時候眼中的父親，不是伏在書桌寫字，就是坐在書桌邊那張藤椅上讀書。在成長的日子裏，母親給了我音樂的啟蒙，她親手抄寫的歌紙歌書一直陪伴着我。父親則領着我一步步走入書的世界；書，也因此成了父親與我之間的默契。
「走，我們到書店去看看」，是父親常對我說的一句話。小時候他牽着我走，他晚年時我攙着他去。書店早不是同一家，從大街邊新華書店門市部，到市裏繁華地帶的購書城，再到後街巷口的小書店。幾十年過去了，父親走路速度愈來愈慢，但進到書店看到好書時那發亮的眼睛，我看了多年，一直沒變。
父親最喜讀歷史和文學，書架上以這兩類書為多，多是版本較早的成套集子。除了大量中國歷史和文學的書籍，他的外國文學藏書也是頗有特色，光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西方劇作家蕭伯納、易卜生和莎士比亞的作品集，三套加起來也有數十本。
父親有個習慣，購得新書，第一件事是在扉頁寫下購書人的名字，有時也寫上購書地點和日期。在六十年代中期的那場浩劫中，父親那一輩讀書人經歷了「藏書一夜之間被清空，後又限時取回若干」的折騰。記得那次父親帶上我，匆匆趕往一個指定地點；一路上他緊緊拉着我的手，細細囑咐說：「待會每一本書都要翻開封面看看，有爸爸寫名字的書才可以帶回家！」我記住了，買新書後記得寫名字，那本書就不會找不到家了。
母親在世時，常提起這件事，「書緣」兩字就是那個時候說起的。
父親領上讀書路
小時候，父親從他的書架上選書給我讀。
一天父親見我翻看他書桌上的書，發現小人書如兒童畫冊、連環畫已不能滿足上小學的孩子，於是開始從書架上挑適合我讀的「大人書」，記得當中有《十萬個為什麼》，一本插畫很多的《一千零一夜》，還有高爾基選集中的《俄羅斯童話．意大利童話》。要我背誦的短小古詩詞，他抄在一個普通筆記本上，成了一本自製小「書」。
升上初中，開始懂得自己向父親「開書單」。
那個年代書分兩種，一種是「能讀的」，另一種是「不能讀的」。能讀的人人都讀，父親書架上也都有，《高玉寶》、《歐陽海之歌》、《苦菜花》、《艷陽天》，我一本沒漏；不能讀的書，他書架上也有，不過不在當眼的地方─說出書名，也不必去書架上找，父親就會告知這書放在哪個書架、第幾層。那個年紀的女孩，即便氣氛不容浪漫，還是暗中喜歡找有浪漫成分的書來讀，幸好家裏藏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那個時代的孩子，儘管環境長久封閉，對異域文學也總嚮往莫名，書架上西方和蘇俄小說《老人與海》、《高老頭》、《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教育詩》等，曾帶我去到世界不同角落去見各種各樣有趣的人。
沒過多久，父親引導我讀《魯迅全集》和《紅樓夢》。記得那時讀的魯迅和紅樓，版本古舊，後者還是線裝。不過沒多久父親就買來新版，上面鄭重地寫上我的名字。紅樓自此成了我的最愛，父親買的三冊一套版本，這麼多年一直帶在身邊。認識魯迅的路，反而曲折得多。經典一放入中學課文，味道就變了，讀得很苦很澀。為了「中和」一下，我向父親「點看」魯迅和許廣平的《兩地書》，後來發現這兩個戀人通信裏的浪漫成分其實並不多，還多少失望了一下。還好，到了大學開始愛上魯迅作品，此後數十年間常與父親閒聊魯迅，前些年還為《傷逝》的小說寫作技巧做了一篇註腳齊全的論文，發在新加坡的《亞洲文化》。父親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嘴裏不說，我知道他心裏很樂。
母親十多年前去世，晚年父親腿腳不太利索，逛書店也漸漸少了，這時輪到我為父親在網上「下訂單」。每見有好書出版，第一時間向老父「報告」，他每次都百分百地感興趣。於是我倆一邊聊天，我一邊上網，說話間把訂書單下了，書兩天後就可以送上門。我心裏一直感到慶幸─網絡購書，其實不在父親幾十年的購書經驗中；可就在他年紀大跑不動書店的時候，網購的便利把他留在了好書的世界。
讀書是一生功課
父親是個經歷了「舊制轉新制」的讀書人，是民國在大陸最後一批大學畢業生。他為人溫文低調，不喜說大道理，但對讀書藏書一直有自己的執著和喜好，無形中讓孩子看到，讀書充實自己是一生的功課，而這功課是最令人愉悅不過的。
一九九○年代初父親到了退休年紀，那段時期他任廣東省作協理事，主管雜文這一塊。時值香港《大公報》副刊開創文學版，父親開始在《大公報．大公園》寫雜文，一寫又十多年。從父親口中，我「認識」了該報副刊的責任編輯孫嘉萍。在父親眼中，孫嘉萍是一名不可多得的文化副刊編輯，學識既深，人且謙遜，為寫作人營造了一個「跟着心走」的說話園地。正是在這個園地裏，父親發表了一系列雜文作品。父親過世後，我在香港拜會了孫嘉萍，向她轉達父親在世時對她及《大公報》副刊的感佩。身為華文報紙的副刊編輯，我同時也在「同行看門道」，心中感念父親在冥冥中又引導我開始了一段美好「文緣」。
北京雜誌編輯朱鐵志，也是父親眼中一名有抱負、肯擔當的後輩編輯（可惜他過早離世，我無緣與他結識）。二○一四年，朱鐵志為一眾老雜文家籌劃並出版了「自選雜文集」，父親是其中之一。在選稿審稿的日子裏，任職編輯的我，就理所當然地成了父親的文稿校對；也因為這次校對，我較為系統地看到父親近二三十年來的所思所想，對他那輩人的了解又多了一點。
二○一六年，我自己的《韓素音在馬來亞》一書付梓。第一次把自己的書帶給父親，心中的忐忑至今記得。還好父親喜歡，對這個題材也饒有興趣，讀後竟跟我一樣興奮着迷。惟到此時他才告訴我，有個能跟他聊歷史和文學的女兒，他非常開心。
就這樣，懵懂孩子成了老父親的校對，啟蒙老師成了孩子的讀者。書緣，好像真有這麼一回事。
日子就這麼過着，一切都習以為常，直至有一天，見到有好書出版，想要立即告訴父親時，才猛地醒覺電話那頭已無人接聽。父親走後，從他留下的遺囑看，他果真對自己的藏書放心不下，希望孩子們在挑選了各自喜愛的書後，能幫他把一生藏書捐給圖書館。於是在父親走後的這四個月間，我與老伴慶輝兩次回到廣州，足不出戶地整理父親逾萬冊的藏書，將之分門別類。工程比我們想像的要大得多，不過這是我唯一可為父親做的，我知道這也是他最希望我做的。
在整理書籍的過程中，我特意去找少年時讀過的「大人書」。原以為自己早已把它們忘記，可待到要去找的時候，這些書的影像開始一個個浮現出來，書皮的顏色花紋，封面的款式圖像，甚至是平裝還是精裝硬殼，竟都八九不離十。難道這些早年讀物，這些年都一直藏在腦子記憶庫的某一格裏？
送走父親，回程飛機上這麼巧，遇上一直想看的賈樟柯電影《山河故人》，連續看了兩遍。回星後，工作照做，生活如常，心裏卻苦着─影片裏女主角說那句話，數月揮之不去：「每個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遲早是要分開的。」
山河，故人。山河依舊，故人安在？無論多麼親密的父母之緣，子女之情，最終都敵不過歲月別離的那一刻吧。
不過，當父親那些年為我挑選的書，冬至前夕抵達家中，並跟母親留下的歌書一道擺上書架時，我第一次感到釋懷：書與歌，是我認識世界的窗口；父母，是為我開啟窗口的人。他們只能陪我一段路，或長或短，遲早會要離開；但當人不在了，他們並沒有離去，他們豐盈的生命山河仍在，陪伴着我，陪伴着我的家人和孩子。
思緒總是容易流向最思念的人─父親和母親。又想起母親的那句話：「你跟爸爸最有書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