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施公捉拿關升》（局部）/作者供圖

　　時隔三年，又來北京。上次是初秋，這次在深冬。遇見朋友，遇見故宮的紅牆黃瓦，頤和園的初雪，以及人民大學的明德書店和教學樓前一片安靜草地。最不曾意料的驚喜，在中國美術館內。離開前的那日午後，我和朋友在翠花胡同的小飯館熱騰騰吃過肘子以及葱燒黃魚後，去到相隔不過半分鐘腳程的中國美術館參觀。那個大型寫實油畫展並沒有引起我特別的興趣，一場「楊柳青古版年畫精品展」卻讓我印象深刻。

　　楊柳青年畫歷史悠久，名聲在外，可我一直覺得那些民間匠人畫師批量製作的年畫，應景之作多，藝術的味道少。不過，這次看展，從年畫歷史、年畫種類乃至年畫繪製的要訣一一了解過後，我才發覺原來木版年畫看似內容單調（多為喜慶及賀年故事）、形式刻板（多見魚、蓮花和大頭娃娃等意象），細讀時，卻能見出些不甚起眼的小情趣。

　　我一直覺得，年畫作為家家戶戶張貼的賀年物件，畫中不外是門神、紅臉蛋的大胖娃娃、蓮、魚和仙鶴這類在民間傳說中頻繁出現的吉祥意象。展廳中，描摹門神、天官和福娃之類的作品不少，另外也有仕女圖、節氣圖以及反映《三國演義》和《楊家將演義》等傳說演義及白話小說情節的畫作。

　　楊柳青年畫中的仕女圖，通常與門神圖以及福娃圖相若，成對成雙出現，有吉祥圓滿之意。中國古代畫中，仕女有些獨坐窗前，有些獨立檐下，相思繾綣，悲傷與憂愁的意味較濃。年畫中的仕女則全然不是這樣，她們要麼數人相聚玩牌，要麼與童子嬉鬧，通常面帶微笑，衣衫鮮艷，一幅和美熱鬧的世俗景致。

　　在年畫中出現的仕女，腦袋通常有些大，鼻子生得寬厚，體態也較為豐滿圓潤，與纖瘦甚至孱弱的工筆仕女相去甚遠。「九頭身」和「尖下巴」還不是當時的審美主流，而且，誰會樂意過年時在家中門上或窗邊貼一副愁眉苦臉的面容呢。

　　而那些反映民間傳說演義的年畫，在構圖和敘事上錯落有致，並不遜於反映市井風貌的民俗畫。展廳中有一張《施公捉拿關升》，便是從清代民間小說《施公案》中得到靈感，以施公與黃天霸等江湖豪俠捉拿關升為民除害的故事入題。這幅咸豐年間年畫採用對角線構圖，前景是關升在眾英雄的圍堵與扭打之下跪地求饒，遠景處有三兩人舞槍持棍，將觀者視線拉長，增加了空間感，而畫者運用「近大遠小」的透視法，明顯受到西洋繪畫的影響。

　　《施公案》和《三國演義》中的角色英武霸氣，《西廂記》和《紅樓夢》中的情節也不時入題。年畫中的愛情故事，不論在設色抑或角色姿態神情的描繪上，都顯得輕柔浪漫許多。展覽現場有一幅畫，說的是《西廂記》中張生思慕崔鶯鶯美貌，獨坐亭中，寢食不安。年畫不講究「暗示」或「含蓄」，總是有事說事，直白淺顯。年畫匠人將張生的思念，直白呈現在紙面上。他們在畫中畫一朵雲，在雲中畫出張生想像中與崔鶯鶯眉目傳情、相伴相依的美好情景，並在雲外畫一位猛將，手持鑼叉，似要撥散這雲，驚醒張生的白日夢，讓人想到劇本中彪悍搶親的猛將孫飛虎。這種對於「白日夢」的淺白描摹，是年畫貼近俗世百姓生活的例證。在那個並非人人識字、家家懂畫的年代，過分含蓄曲折的表達，反而會增加觀者與畫作的距離，而年畫本應有的親切與尋常，也便找不見了。

　　年畫雖說是「中國製造」，但隨着時代發展與東西文化交流的頻密，來到近代時也不免要借鑒歐洲繪畫的技巧與筆法。除去技法外，畫作內容亦頗能迎合時事。展覽中有一幅民國年間面世的《飛艇圖》，便記述了清代宣統年間一位法國人攜帶兩架小型飛機來上海表演的故事。畫幅中央偏高顯眼處有一架單人機，左側下方有男女老少數人抬頭仰望奇景。在山水園林和長衫小圓帽的中式風景中，驀地出現這樣新奇的外來物件，其間的反差，不免引出觀畫人的好奇心來。

　　楊柳青年畫從明代崇禎年間出現，發展至今數百年。如果一眾畫師不知描摹或回應時事，而只是刻板複製前人傳下的福娃和門神圖樣，恐怕「楊柳青」這名字早就在時光流逝間淹沒不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