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素音在馬來亞》的作者星虹認為，韓素音這種高調閃光、多面一體的公眾人物，在任何一個社會都難免毀譽參半。人們或將韓素音光環化，謂之為始終不忘祖國的「愛國女作家」或將她異化，冠之以報喜不報憂之「中國的辯護士」的頭銜。

　　韓素音的複雜性在於，她強調自己是一名中立、「從不偏袒」的作家，卻又極喜歡對政治時事發表意見，陣營立場相對鮮明。她頭上戴着「赤色分子」帽子，「中共辯護士」的帽子，但同時又是「荷里活的寵兒」，數部小說都受到荷里活的青睞。她同情餓殍雲集的社會低層，時時賑濟助貧，然她從不屬於社會的一員。與韓素音來往的都是富商名流，她也是多個亞洲國家首腦的座上客，生活圈子可謂錦衣玉食。正因為如此，韓素音這種生涯「說的無產階級的話，過的資產階級的生活」，讓傳記作者很有興趣。

　　韓素音還有一個少為人提及的隱性面向。她存在着當代歐洲左派知識分子的一個共同傾向，即把社會主義的中國視為一個無與倫比的理想樂園，認為它是一個有別於西方現代生活的烏托邦，藉此批判和抗衡他們身處的西方制度。這種烏托邦化中國的傾向，在韓素音對中國的態度中尤為明顯。她沒有把中國人描寫成「孱弱而排斥性」的民族，而是少數寫出「廣博又真實的中國寓言、英雄傳統和歷史」的西方作家。

　　在封閉年代，韓素音之所以成為座上賓，受到中國由上至下的歡迎，端的是她多少具有多元思維和特立獨行之處。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