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堅持去體育中心健身，還有許多和我一樣運動的人，他們踢毽子、練太極、打籃球。但我也吃驚地看到，有的人竟在跑步中途停下來吸煙，還有人邊踢毽子邊吸煙。如此健身，還真應了村上春樹那句話，是「往一個漏底的壺裏使勁地倒水」。

　　看過一位養生專家的講座，他說健康有「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適量運動、戒煙限酒、心態平和。」前三條是針對身體，後一條是指精神。我曾以為，只要做到其中一兩條，就了不得了。其實不然，好的養生方式是不允許有瑕疵的，否則就會產生木桶理論的短板效應。身體再好，但心態差，這就有了短板；或者心態好，身體糟糕，也是個短板。這「四大基石」好比是箍成一個木桶的四塊木板，有了一個短板，健康就會像水一樣流走。

　　張學良將軍活了一百○一歲。他的長壽秘訣就是沒有短板。

　　誰都知道，張學良出身豪門，早年沉溺於溫柔鄉，縱情聲色，還吸食過鴉片，而且脾氣暴躁，動輒就發火；西安事變是他人生的分水嶺，從峰頂一下子跌入深山古洞，在幽禁中度過了大部分餘生，可謂遭受了精神上的劫難。這樣的身心，如何成為了養生的典範呢？

　　舉兩個眾人皆知的例子：一是，他以驚人的毅力，在短短七天內就戒掉了毒癮，從此脫胎換骨；二是，素有「美食家」之譽的他，難免貪食，但經過醫師勸阻，開始節制飲食並堅持到老，遠離了心腦血管疾病的威脅。這是他對身體的愛護。那麼心態呢？西安事變之後，換做旁人，難免心懷憤懣，抑鬱寡歡。而他並未鑽這個牛角，他以坦蕩的胸懷和詼諧的性格，安時處順，曠懷達觀，將好心態保持於幽禁中的每一個日子。遼寧作家王充閭在《成功的失敗者──張學良傳》一書裏記述：在台拘禁期間，將軍由軍統出身的王新衡負責「管束」。西安事變前，王新衡曾在那裏擔任特務處主任。一次，將軍戲問他：「我說你們是什麼特務啊？西安事變那麼大的事，你們事前怎麼一點也不曉得啊？」王新衡「嘿嘿」一笑，一時無以作答。本該是壓在心頭的沉重大山，就這樣成了嘴邊的調侃。

　　此外，張學良還有讀書寫字、聽戲唱戲、賞蘭養花、廣交朋友、運動健身的幾大愛好，特別是喜歡垂釣、洗森林浴、戶外曬太陽。這些愛好都能強身健體、陶冶性情，將身心箍成了一個嚴密的木桶，留住了生命之水。

　　晚清重臣曾國藩對養生也頗為講究，他節欲制怒、戒煙酒、吃青菜，日行千步，起居有常，然而晚年卻疾病纏身，只活過了花甲之年。病在身上，根在心裏，他其實死於「心力交瘁」。說白了，就是心態不好。曾國藩欲望很強，既想建功立業，又想要做一個完人，偏偏又身處朝廷的重壓和政敵明槍暗箭之下，心理上常常處於如履薄冰、極度焦慮的狀態。功名破心，自然就難以長壽了。我讀曾國藩家書，發現他的某些生活習慣幾近於強迫症。比如他的兄弟家書中有一句話，對他有所微詞，他就緊張起來，立即回了一封長信，絮絮叨叨，又是解釋，又是勸導，生怕兄弟誤解。足見其心態缺乏曠達。

　　那麼，有了好心態就一定行嗎？不然。陶淵明淡泊名利，浮雲富貴，隱居田園，不為五斗米折腰，心態非常之好。但他嗜酒如命，只活了六十二歲。作家陳元武在《五石散辯》裏說陶淵明「……也是個酒徒，似乎這個酒徒的名氣很大，因而讓人只看到他的骨氣和清高，卻忽略了他貧困潦倒卻天天不忘記杯中物的德性，以至於後代都是智障人士，幾同無後」。言辭不免銳利，卻戳到了要害。陶淵明五個兒子都有些呆傻，疑是他酗酒的後遺症。陶淵明也在《責子》一詩中坦陳：「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十三歲的兒子還不識數，九歲的兒子的只知道吃。陶淵明卻認為此乃天命：「天性苟如此，且進杯中物。」繼續喝酒去了。若真是縱酒傷了身，又殃及子孫，真是可惜。若不然，史上是否會出現與「三曹」、「三蘇」比肩的「三陶」文學世家呢？

　　我有個朋友酷愛長跑，每天跑十公里，同時也每天應酬，一頓七八両酒，且好食肥肉。他得意地說，只要堅持長跑，就能抵銷縱酒暴食，既得了好身板，又享受了口福，何樂而不為？

　　我卻不敢苟同，甚至認為這是謬論。不良的膳食習慣就是他的短板，他每天的長跑就等於是往漏壺裏倒水，有一天水沒了，壺也就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