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交泰殿內存放「二十五寶」的寶匱
「為官失咗印」，在中國人的語境裏，是不可饒恕的失職和糊塗。因為官印是權力的信物。粵劇《六國大封相》裏，蘇秦縱橫捭闔威水史的巔峰，是「佩六國相印」。瀏覽秦漢等古印璽就會發現，官職越低成員就越多，留下來的印章也越多；官職越高、成員越少，留下來的印章也越少。到了最高統治者皇帝，一時天下無兩，所以歷史上留下的皇帝寶璽絕少。秦始皇時丞相李斯命人以著名的「和氏璧」刻製「傳國玉璽」，作為國家法統的象徵，之後兩千年其行蹤撲朔迷離，歷代統治者則趨之若鶩，演繹的「尋寶」故事不絕於書。清代最後一位皇帝宣統皇帝卸任直接進入民國，所以唯有清代皇帝的寶璽完整地留存至今。/姜舜源 文、圖
清代象徵國家最高統治權即如今所謂「公權力」的印璽有兩套。一套是「現役」的，一套是「退役」的。不論哪一套，清朝歷代皇帝都極端重視。乾隆皇帝把現役的寶璽數量法定為二十五顆，存放在皇帝「正寢」、相當於國家元首辦公廳的乾清宮後面的交泰殿裏，號稱交泰殿「二十五寶」，全神貫注，日夜守望，簡直是「寤寐思服」。
兩套寶璽，兩套密碼
「二十五」，是乾隆皇帝設定的具有象徵意義的「密碼」：祈求清朝「享國二十五代」。退役的舊寶璽，由王子、大臣以皇帝出行時的儀仗恭奉，八旗和沿途守軍接力護衛，送到清室「龍興之地」盛京（今遼寧瀋陽）皇宮，在宮中最高的鳳凰樓上封存，號稱「盛京十寶」。機緣巧合的是，清朝皇帝未能實現傳國二十五代的願望，從順治皇帝入主中原到宣統皇帝「遜位」，正好十代，「十寶」的十倒成為實際的「密碼」。
清朝歷代皇帝還有不少個人的「私章」，譬如常見的「康熙御筆之寶」、「乾隆宸翰」、「三希堂精鑒璽」以至「宣統御覽之寶」，他們代表皇帝個人，而不是代表國家「公權力」。但是，乾隆皇帝依然將它們納入「二十五」密碼系統，製作了存儲它們的「寶藪匣」，也是二十五層，每代一層，放在祭祀祖先御容畫像的景山主座殿宇「壽皇殿」裏。
清代皇帝着「正裝」朝服時佩戴的「朝珠」，也是皇帝身份的象徵，同樣納入「二十五」密碼系統。大內正寢乾清宮東廡正中的「端凝殿」裏，存儲皇帝生前御用朝珠的寶匣，也設計為二十五層，每代一層。以上國寶、帝璽、朝珠，被乾隆帝稱為「尊藏三大事」。
大衍天數，二十有五
乾隆皇帝設定「二十五」密碼，不是一時興起，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清朝典章制度，從早期太宗以至順、康、雍時期，沿用明制，並根據實際需要有所損益。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春，他下令整理以往所用寶璽，確定為二十五顆；同時著《國朝傳寶記》，說明來龍去脈。其原始表述是：「取《周易》大衍，『天數二十有五』之義，定為二十有五之數。」《周易．繫辭上》：「大衍之數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先秦人稱占卜為「衍」，漢代人稱占卜為「演」。大衍，《周易》算卦蓍草總數，為五十五策，但只用四十九策。《繫辭上》又把單數作為「天數」、雙數作為「地數」，天數相加為「天數二十有五」；地數相加為「地數三十」；兩者相加，「凡（合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十五的變化，潛通鬼神變幻莫測（「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隆帝當初就是用《周易》天數總和二十有五，來確定代表天子公權力的寶璽的數目。
清人是很相信「命數」的，清帝始祖永陵所在的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埋葬着清太祖努爾哈赤之父及以上六世祖，永陵的後靠山「啟運山」有十二峰，當地滿人民間相傳，這就預示了清朝有十二位皇帝。
「二十有五」另一層含義，是他考察歷史，發現歷史上傳位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王朝是東周，共二十五王。當初定寶數之時，就暗暗採用「姬周故事」即周朝歷史，默禱上蒼，祈求自己的王朝能夠多得上天眷顧保佑，傳國二十五代。他藏在心底的這一想法，直到八十六歲當了太上皇以後才說出來。所謂「姬周故事」，指周公輔成王定鼎於郟鄏即洛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即以《周易》占卜，得到卦象是周朝可以傳位三十代、歷年八百。後來周平王又由西京鎬即後世長安城遷都洛陽，又開東周二十五代王業。這與清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在關外盛京（今瀋陽）奠基，順治帝入主北京，似歷史重現，所以乾隆帝如此比附。但他也知道「斯亦韙矣，此實侈望」，即都是痴心妄想。其最可取者，是承認所有王朝終究歸於滅亡：「敬思自古以來，未有一家，恆享昊命，而不變者。」他在《避暑山莊後序》裏承認，此處經營得比漢唐離宮別苑，有過之而無不及，若他的後代沉迷於此處享樂，就會壞了天下大事。因此特別提醒：若他的後代忘記他的告誡，「則與國休戚相關之大臣，以及骨鯁忠直之言官，執予此言以諫之可也；設諫而不從，或且罪之者，則是天不佑我國家，朕亦無如之何也，已矣！」大臣們應該拿出他這篇文章去進諫，如果進諫不聽甚至加罪予人，那就是大清朝氣數已盡。後來咸豐皇帝在英法聯軍入侵北京之時，果然躲到避暑山莊，最後無顏回京，而死於此園。
受命之寶，皇帝之寶
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出的「大清受命之寶」，為「盛京十寶」之第一寶，與二十五寶第一寶印文相同，其用途是「以章皇序」，含義應有兩層，一是整個清代的歷史地位，二是嗣皇帝的合法地位。此寶鈐用場合不多，碧玉質，滿文本字、漢文篆書，蹲龍紐，附繫黃色綬帶及牙牌，牙牌兩面分別用滿漢文刻：「大清受命之寶匱」。
國博「古代中國」在陳「皇帝之寶」，屬於「盛京十寶」的第三寶：碧玉「皇帝之寶」，筆者考證是順治、康熙初期所用。國博藏順治七年（一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皇父攝政王喪儀合依帝禮詔》鈐蓋此章。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閏七月十三日《招撫鄭成功部下詔諭》滿漢文本末各鈐蓋一方，八月初九日《招撫劉二虎、郝搖旗詔諭》，滿漢文本末各鈐蓋一方。順治皇帝於這年正月初七日去世，發布這道詔書的實際上是嗣君康熙皇帝。國博館還藏有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三月十二日《俘獲永曆帝宣捷詔諭》，也鈐蓋此璽。到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三藩平定，維新庶政，大沛寬和詔諭》，已經換用「盛京十寶」當中滿文本字、漢文篆書青玉「皇帝之寶」。「皇帝之寶」用於「以布詔敕」，是最常使用的象徵皇權的印信，故退役的也多，在「十寶」佔了三顆。
清代寶璽都採用篆文，有玉箸篆、芝英篆、九疊篆（即尚方大篆）、柳葉篆、小篆、殳篆、鐘鼎篆、懸針篆、垂露篆九種，分作九個等級。《大清會典》規定了不同篆體應用範圍：「御寶用玉箸篆，諸王則芝英篆，文臣則有尚方大篆、小篆、鐘鼎篆、垂露篆；武臣則有柳葉篆、殳篆、懸針篆。」明清寶璽採用的玉箸篆，基本上遵守秦代李斯小篆的規範，與現存《瑯琊刻石》比對可見其間淵源。乾隆帝以中國歷代統治者繼承人自居，保持秦皇以來法統，沿用正宗秦篆，最愛標榜自己沿用「李斯蟲鳥之舊」、「（嬴）政、（李）斯之物」。清代寶璽精雕細琢，印文底面平整光潔，各處均在同一平面上，也是寶璽與民間印章所不同的。
秦皇傳統，以六為紀
以寶數寄寓特殊理念，由來已久，不是乾隆帝的發明和清朝的專利。《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完成統一大業，開創新紀元，同時決定：「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符，符信，就是印璽，位列第一。在秦始皇之前，印、璽是通稱，就像普通人也可以稱「朕」一樣。秦始皇開始專以「璽」稱皇帝印信。漢末才女蔡文姬的父親蔡邕《獨斷》指出，秦始皇規定「皇帝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均飾「玉螭虎紐」（玉製，龍虎印紐）。這是秦始皇定制，《晉書．輿服志》稱：「乘輿（指皇帝）六璽，秦制也。……漢遵秦不改。」
秦漢數字尚六，或許與《易》六爻，以及「大明（太陽）終始」，「時乘六龍以御天」有關，沿用上古神話。
書法、篆刻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傳統學問，今天研究者標新立異的空間有限。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典籍《周易．繫辭》裏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字發明之前，中國人用打繩結的辦法記錄事情，後來我們民族的先聖發明了書和契。書，就是寫；契，就是刻。這就是所謂「書契」同源。現在能見到的最早連篇累牘的文字實物—甲骨文，有些能看到先寫後刻的痕跡。印章是在固定的材料上刻字，刻字從文字起源那天就出現了。所以關於印章起源有三代、殷商、西周等不同看法。筆者不贊同追根溯源越早越好的做法，從實用功能來看，印章是直接脫胎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封泥」。
大致成書於這個時代的《周禮．地官．掌節》裏說：「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東漢學者鄭玄註：「璽節者，今之印章也。」「如今『斗檢封』矣。」唐代學者賈公彥解釋：「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斗檢封，是官方發給的蓋印封簽的通關文書。簡單說，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的印章，好比如今海關通關文書裝訂處打上的火漆印。在東漢蔡倫發明大規模造紙技術之前甚至之後一段時間裏，公私文書多書於竹簡木牘上，把簡牘捲起來，加上一個「檢」，好比如今的信封；「檢」上署接受機構的名稱或受書人姓名，然後用繩捆紮，將泥封在繩結處，再在泥上蓋上印章。這就是「泥封」，留存至今的叫「封泥」，以秦漢時期為多。如今我們看到戰國、秦漢印章一般都是「陰文」，因為鈐印在泥封上，就成為陽文，這與後來至今把印章蓋在紙上，效果剛好是相反的。秦漢朝廷泥封用的泥，「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宋學者趙彥衛《雲麓漫鈔》說，這就是「紫泥封詔」。武都，在今甘肅隴南市，紫泥是歷史上此地的一種特殊黏土。如今我們所稱「印泥」，也來自秦漢及之前的「封泥」，只不過不用「武都紫泥」而用「朱砂」合成。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