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趙蘅著《補丁新娘》/網絡圖片
蕭乾的老友楊憲益先生的外甥女趙蘅到復興醫院骨科病房來探望我，送給我她的新作：《補丁新娘》（二十一世紀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十月版）。書中，有一篇是寫蕭乾的。寫她舅舅楊憲益和舅母戴乃迭的篇幅最多。引起我關注的卻是這一篇：《懷謙，到天國一起「嬉笑怒罵」吧》。
我沒見過徐懷謙，卻知道他的大名。一九三五年七月，蕭乾畢業於燕京大學新聞系，七月一日就到天津去編《大公報》副刊《小公園》。蕭乾發現《小公園》是以傳統曲藝與舊聞掌故為主的副刊，就告訴胡霖總經理，由他來編這個副刊恐怕不對頭。胡老闆支持蕭乾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改編《小公園》。蕭乾的成名作、短篇小說《蠶》就是刊載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的。不出兩個月，蕭乾把《小公園》改編得跟《文藝》差不多了。楊振聲和沈從文二位先生起先把平時的《文藝》交給蕭乾編，他們只編星期日版，一九三六年上海《大公報》出刊後，他們索性把星期日的整版也交給他來編了。蕭乾在《大公報》工作了十四年，一九四九年八月，同家人登上「華安輪」，隨地下黨離港，經青島北上，奔赴解放區，於開國大典前夕到達北京，當即參加了國際新聞局的籌備工作。「文革」期間，他自殺未遂，改革開放後，足足又翻譯、又寫作了二十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未帶地圖的旅人─蕭乾回憶錄》的封面上，稱譽他道：「最勇敢的戰地記者、最率真的書寫者、最赤忱的愛國者、最傑出的翻譯家」。
徐懷謙生於一九七八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人民日報》、《大地》副刊主編，雜文家。我和他素昧平生，我寫的《輪椅人生王恩良》一文，是刊在《大地》上的。羅雪村不止一次地光臨舍下，為蕭乾的書齋做過掃描，也為王恩良畫過像。這張畫像與我的文章一道刊出。我能理解「文革」期間蕭乾為什麼要自殺。我相信，倘若當時我在家裏，一定能制止他。其實，蕭乾連一次也沒挨過打。我曾目睹，人民出版社社長王子野同志被一個穿空軍背心的造反派左右開弓地打嘴巴。也看見過，他呼哧呼哧地將一桶桶的煤，從一樓搬到五樓。他固然是患病死的，倘非在「文革」期間身心受到那麼大的折磨，絕不會死得如此早。但是，他有信念，不自殺，堅強地活到重見光明的那一天。
一九八三年搬到現在這座房子後，我三姐常韋經常說：「從來沒過過這麼好的日子。」蕭乾與我也有同感。改革開放以來，他應邀去了三次美國，兩次英國，一次東德，一次挪威，一次馬來西亞，兩次新加坡，一次韓國。我去了兩次美國，單獨去日本一年。美、英、東德、挪威、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是我陪他去的。我們倆都歸心似箭，辦完了事，回到祖國，又從早到晚，埋頭翻譯、寫作。為什麼對我們而言，如此美好的大時代，在比蕭乾小六十八歲、比我小五十一歲的徐懷謙眼中，竟是個苦難重重的時代，他只好一死了之？我百思不得其解。
趙蘅在《懷謙，到天國一起「嬉笑怒罵」吧》一文中引用了徐懷謙的幾句話：「死是一個沉重的字眼，然而在中國，在很多情況下，不死不足以引起社會重視，不死不足以促進事情的妥善解決。」（《以死作證》）徐懷謙去世後，我看到過好幾篇悼念文章，然而並沒有引起社會多大重視，更談不上促進事情的妥善解決。
英國有三個天才詩人死得早：拜倫、雪萊、濟慈，沒有一個是自殺的。伍爾夫的自殺背後有複雜的家族關係，一言難盡。「文革」期間，我國有眾多出類拔萃的文學家被迫害致死。那些被揪出來挨鬥的「黑幫」被打得皮開肉綻。那些臂上戴紅箍的彪形大漢們誠然是把「黑幫」置之死地而後快。老舍、傅雷、顧聖嬰，這些飲譽世界的老作家、翻譯家、音樂家，接二連三地被迫害致死。
蕭乾在《蕭乾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一書的第二四八頁上寫道：「一九八四年訪問西德之後，《人民日報》又連載了我的《歐洲冥想錄》，我在《「永誌不忘」之二》一節中建議：為『文革』那場史無前例的災難修個永久性的紀念館，那是重訪達豪集中營之後收到的啟發。老友巴金則在《隨想錄》中，兩次寫專文《第一四〇、一四五篇》提倡成立『文革』博物館。我們都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最後談談楊憲益、戴乃迭伉儷以及梅娘女士。二〇一〇年九月十日，我寫了《追憶楊憲益、戴乃迭》一文，收入《風雨憶故人》（上海三聯書店，二〇一一年八月版）。其中提到了蕭乾的一篇散文《吃的聯想》。（初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號）。那是一九四〇年春，蕭乾和九個留英同學以及正在熱戀中的楊憲益、戴乃迭，前往湖區一遊。他們迷了路。幸而瞥見了遠處的微弱燈光，就直奔而去。那是修道院的一座教堂。修女們用可可、餅乾、多士、點心和烤土豆餅熱情地款待了他們。
「文化大革命」期間，楊憲益與戴乃迭雙雙入獄，達四年之久（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二）。導致他們的兒子楊燁精神失常。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被送到倫敦，住在姨媽希爾達家。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他在樓上的卧室裏，點燃一桶汽油，葬身於烈火中，年僅三十六歲。倘若同樣的悲劇發生在我們家，不但是蕭乾，連我也無法承受。聽說此事後，更使我認為非支持巴金先生與蕭乾成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不可。
梅娘（一九一六至二〇一三），本名孫家瑞。梅娘諧「沒娘」之音。一九九七年，被列入現代文學百家。有「南玲北梅」之譽。「南玲」當然指張愛玲。我對張愛玲有成見。讀她的作品，覺得晦氣，正如讀日本作家石原慎太郎的小說。我曾在一篇批評張愛玲的文章中，替關露鳴不平，現在回想起來，關露沒有梅娘堅強。關露有錢僱保姆，梅娘為了養家，一度給人家當保姆。我見過梅娘，跟她合影。在《史鐵生與親情、友情、愛情》（見《風雨憶故人》，第二一九至二二四頁）一文中，我寫道：「一九七二年的歲暮，還在陝北插隊、回京過年的同學跟鐵生談起孫姨①的情況。她是『瑞虎家的親戚……一個特棒的老太太，五七年的右派……女兒在外地，兒子病在床上好幾年了……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點兒活兒幹，養這個家，還得給兒子治病……她要是愁了，就一個人在屋裏唱歌……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見見她……保證你沒見過那麼樂觀的人，那老太太可比你難多了』鐵生聽得出，同學們這麼七嘴八舌地閒聊，無非是想用激將法來鼓勵他：無論如何也要挺住，與命運抗爭。一九七四年的一個星期日，鐵生搖着輪椅到瑞虎家去了。……一個老太太走了過來，不待介紹，雙方早已曉得彼此的身份了。……孫姨的長女柳青是鐵生寫作的領路人。……她認為鐵生有寫作能力，並勸他寫點兒什麼。當時柳青在長影當導演。鐵生反覆寫了好幾遍，每寫一遍，柳青都替他認認真真地看。有一天，柳青終於說：『這一稿真的不錯。……』此語使鐵生第一次有了自信，從此專心致志地搞創作。……」
可惜徐懷謙沒有見過梅娘和史鐵生。倘若能夠結識這兩個執着地愛生命、愛寫作的人，他會不會受到影響呢？
趙蘅今年六十八歲了。她在《補丁新娘》的自序中寫道：「假如我再年輕三十歲，哪怕二十歲呢，我更願意當一名戰地女記者，兼畫戰地速寫，隨時發稿，像蕭乾伯伯當年在歐洲戰場上那樣。……」
趙蘅沒當成戰地女記者，卻用文圖並茂的一部部書，記載了時代的變遷。她的文筆記下了輝煌的歲月，意味深長，頗堪咀嚼。她的一幅幅色彩斑斕的畫，插在文字當中，與之相得益彰。她有幸生在日本投降那一年，改革開放後，她在盛世推出一部部受讀者歡迎的作品。她有理想，有抱負，每次讀她的作品，我都受到鼓舞，感到精神振奮。《補丁新娘》一書，我最喜歡這句話：「我只感到有股力量，助我快快振奮起來，我懂，那是敬愛的舅舅給予的！」（見《補丁新娘》二二六頁）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廿五日
①即孫家瑞，梅娘。
（編者註：文潔若，作家，翻譯家，蕭乾的夫人，二人晚年合譯的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堪稱一件文壇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