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唐法帖，是中國書法的最高境界；清代奏摺，是清代官文書，以備受批評的所謂「館閣體」書寫，曾經幾乎被人們摒棄於書法之外。但筆者研究認為，二者其實一脈相承，後者是前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現。清代著名政治家、詩人、書法家、民族英雄林則徐，在教導年輕人練書法時，主張在路徑上要由唐人碑帖學起，然後進入晉人法帖；針對翰林官員實用的公文字體，在方法上可以直接寫「白摺」，即在寫奏摺的紙上練字，以適應書寫紙張條件：「臨帖即用白摺，不必寫於別紙。」如此，縱然是極不善書的人，只要專心致志學帖，寫過白摺千本，書法也會大有改觀。對文化藝術、政治經濟都有精深造詣的林則徐，在此揭示了實用官文書，對前代書法藝術的繼承發展。而晉唐法帖在規制上，源自漢代「尺牘」。筆者認為，清人奏摺是在吸收借鑒漢代「尺牘」的規制、晉唐碑帖等經典書法作品的藝術成就基礎上形成的。從漢代尺牘，到晉唐法帖，再到清代奏摺，是漢字書法發展的一條重要脈絡，應引起人們注意。
尺牘來自先秦簡牘
漢代對中國人確確實實有深遠影響，後世很多典章制度、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出自漢代。古代所謂「尺牘」，即脫胎於先秦簡牘，定型於漢代。後來又有「公牘」等分支，包括詔、策、章、表、奏、啟、檄、移等體裁，這在南朝時代劉勰的文藝理論名著《文心雕龍》中，有系統論述；但這些「公牘」的傳世實物，原本所存無幾。
近年來這方面的考古發掘收穫頗豐，湖南秦漢三國時期以及先秦時代的簡牘發現不少，為此二○○二年建立了「長沙簡牘博物館」，收藏有二萬餘枚西漢初年紀年簡牘、十四萬餘枚三國孫吳時期紀年簡牘。這些簡牘恐怕當年對此文體進行專門研究的劉勰都未曾得見。簡，一般是比較窄長的竹片或木片；牘，則為比較寬的木板。在紙張未發明以前，平常寫字就寫在簡牘上。從這些簡牘實物看，長短不盡相同，但相對集中在一定範圍內。該館還藏有這個時代的毛筆，王羲之之前西晉時代「青瓷對書俑」，可見那時的人是手擎紙卷於面前，舉筆書寫；當然也有把紙張置於座前，俯視直書。總而言之，不是我們如今的伏案書寫。因為宋代起才採用桌椅高案，延續至今。
因為牘的形制更接近絲帛以及後來的紙張，所以這個概念就被沿襲下來，並且在漢代規範化為長度一尺。《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論》：「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甯。」這就是漢文帝時孝女「緹縈救父」的故事。《漢書．陳遵傳》：「與人尺牘，主皆藏去（弆）以為榮。」說陳遵書法好，寫給人的書信尺牘，都被收信人收藏起來當成寶貝。《東觀漢記．北海敬王睦》：「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北海敬王劉睦病危了，漢明帝還派人請他寫下尺牘十首留念。
晉唐法帖源自漢代尺牘
此後便湧現出不少善寫尺牘的名家。例如《三國志．魏志．管甯、胡昭傳》提到：「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跡，動見模楷焉。」現存最早的法書晉陸機《平復帖》就是尺牘。陸機是三國時「火燒連營」、大敗劉備的東吳大將陸遜之孫，西晉著名文學家、書法家，對「尺牘」造詣精湛，其《文賦》形容尺牘：「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是說無論是綿綿情意還是磅礴志向，都可以在尺牘裏表現得淋漓盡致。到南北朝時，尺牘的運用非常廣泛，已成書信的代名詞。謝瞻《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有「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唐李周翰解釋，這是說千言萬語，無法在一尺之板內表達。劉勰《文心雕龍．書記》專論書牘，並稱西漢陳遵、東漢彌衡為「尺牘之偏才」。
以上漢代著作顯示，漢代把文書的書版規格標準化為高一尺，所以叫「尺牘」。唐高宗和武則天的兒子章懷太子李賢指：「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最新研究揭示，西漢和新莽時期一尺一般為今天的23厘米，東漢一般為23.4厘米。一九七八和一九八二年，洛陽先後出土東漢完整的木尺、骨尺，長度分別是23.6和23.7厘米。
晉人法帖正是晉代「尺牘」的尺寸。以王羲之《蘭亭敘》為例。現藏故宮博物院的「馮摹蘭亭」、「褚摹蘭亭」，縱高為24厘米，基本上就是晉代一尺。北京出土西晉牙尺24.2厘米，洛陽出土西晉銅尺24.47厘米、西晉骨尺24.3厘米。東晉時期一尺也是基本在24厘米上下。故宮博物院藏晉陸機《平復帖》縱23.5厘米，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傳本）縱23厘米（上端略有托紙加出），王獻之《中秋帖》（傳本）畫心原紙實際縱高25厘米（上下有托紙加出，通高27厘米），王珣《伯遠帖》畫心原紙實際縱高24.2厘米（上下有托紙加出，通高25.1厘米）。直到北宋蘇軾《赤壁賦》卷，縱高也是23.9厘米。
清奏摺借鑒漢規制
「奏摺」，是清代特有的文武百官向皇帝奏報事情的公文形式，始於康熙中期，康熙五十年擴大至將軍、督撫等地方大員及大學士、尚書等朝廷重臣；雍正時期使用範圍推廣，並形成定制；乾隆時期進一步確定下來。在奏摺出現之前是「奏本」、「題本」。
根據實物顯示，雍正初年，奏摺的規制、字體都已確立起來：奏摺用紙多為榜紙、本紙和毛邊紙，統稱素紙，均為竹紙；奏摺縱高一般為22厘米，橫寬為10厘米。奏摺自首至尾共十三幅半，第一幅為掩首，向後面摺轉；第二幅為摺面，正中第二格寫「奏」字；第三幅至第十二幅為寫正文之處；第十三幅不寫字，後半幅為摺尾，亦向後摺轉。摺後年月日必在左幅中行平格繕寫，臨發時填寫日期。若奏文內容多，一摺不敷使用，可以進行拼接；奏文少時亦可相應減截。奏摺每幅六行，左右兩幅稱為「一扣」或稱「一開」。每扣12行，每行計20個字，低兩字為平格，實寫18個字，餘兩字作抬頭之用，如有三抬頭的，則須出一格寫。國博藏品同治十三年《湖南巡撫王文韶奏摺》，縱21.8厘米，與22厘米的規制基本一致。
清代奏摺縱高22厘米，正是以漢代「尺牘」為楷模，同時結合清代紙張規格，本着經濟實用的精神而確定的。奏摺所用榜紙、本紙、毛邊紙，主要產於浙江開化縣等地，這些紙張乃至高麗紙，其尺寸規格均可與宣紙相比擬。奏摺的縱高基本上是一張標準宣紙（4×2尺）縱高的三分之一；奏摺自首至尾共十三幅半的總長度（135厘米），也基本上是標準宣紙的長度。將標準宣紙橫向一破三，正好製作三本標準規格的奏摺。
清奏摺繼承碑帖藝術
奏摺的版面設計，是以王羲之《蘭亭敘》為代表的晉人法帖為參照物的。有「天下行書第一」美譽的《蘭亭敘》，全文28行324字，每行11字、12字交互，只有第一、十二行是13字。作為楷書的奏摺，每行字數一致，既合乎書法章法之美，也順應了書寫規律，反而每行字數參差並不容易。《蘭亭敘》的行距基本上是10厘米空間內為4行文字。清代奏摺是10厘米空間內為6行文字，除縱高較少2厘米，每行字數增加8、9字，如此奏摺字跡相應縮小，行間空白加大，留下皇上在行間隨處批閱的空間，可說是章法結構與公文實用相結合的安排。
清代奏摺的字體，則是繼承晉人法帖、唐人碑帖的書法藝術。近年來研究者認為：「如果說每一件奏摺都是精美絕倫的藝術品，也絕不誇張。」
人們通常誤以為晉人「章草」是龍飛鳳舞，筆畫連綿，從筆畫到章法、每行字數，都是不拘一格。實際上完全相反。章草《平復帖》9行86字，也是10或11字交互，只有一行是12字。近現代著名書畫家溥心畬，研究家藏晉陸機《平復帖》、唐摹王羲之草書《遊目帖》、《顏真卿自書告身》、唐懷素草書《苦筍帖》等，對「章草」結論是：其字個個獨立，沒有連綿之處，風格古樸。奏摺也繼承了這種精神。
清倡「二王」政治考量
清朝皇帝提倡以王羲之、王獻之「二王」父子為代表的晉人書風，是從六歲即位、在位只有十八年的順治皇帝開始的。當時清室入關未幾，漢語、漢字對於他們來說相當於外文，學習漢語、漢字首先是讀、寫，難得的是這位少年竟對漢字書法入了迷。教授順治帝讀書的漢族大臣金之俊，是明萬曆末年進士，清兵入關時為明朝兵部侍郎，以「十從十不從」為條件繼續在清朝為臣，順治、康熙時頗受重用，任翰林院掌院學士。他教給順治帝的是晚明董其昌弘揚起來的「二王」書法、魏晉書風。順治帝學習王羲之、董其昌成績突出：「御筆鍾、王嘆逼真，不將『戈法』（類似「永字八法」的寫字技巧）借儒臣。親摹文敏（董其昌）書千幅，小璽朱鈐掌內人。」他還安排刻印董其昌法帖頒賜近臣，在知識分子中間力倡王書、董書。
康熙、雍正父子像他們的父祖順治帝一樣，祖述二王、近法董其昌；乾隆帝祖述二王、近法趙孟頫；嘉慶、道光、咸豐基本延續乾隆帝書法。清初皇帝順治、康熙，書法上尊崇源自江南的王書、董書，繪畫上重用「四王」（王時敏、王鑒、王翬、王原祁，又稱「江左四王」）等江南畫家，政治上禮遇明代舊臣、特別是江南士大夫，以及特開「博學鴻詞」科等等，都有籠絡江南知識分子、社會精英的考慮在內。因為只有把社會精英及其代表的文化藝術納入最高統治階層，最高統治者的統治才能穩固。唐代韓愈總結出「文以載道」之說，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在政權更替之際益形突出。這與唐初書學尊王有些類似。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