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這樣說，沒有哪個朝代不反腐的，雖然其反腐的目的或許僅僅是為了某個姓氏或者說家族打下的江山能夠永續存在；另一方面，在很多朝代，也都有清官、好官，但是，清官和好官畢竟十分難得，所以，人們也就牢牢記住了諸如海瑞、況鐘、于謙等人。而在清官與好官當中，他們中的不少人是有一定墨水的，因此也就留下了一些膾炙人口的廉政詩。

　　這裏要說的兩首廉政詩，其一相傳就是明朝兵部尚書于謙的：「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閶閻話短長。（明 都穆《都公談篡》）

　　這裏所說的手帕、蘑菇、線香，顯然屬於某些地方的特產，未必是很值錢但很有地方特色的土產；是一些官員當做人情往來贈予他人的。在於謙的眼中，這些東西本來都應該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它們十分尋常而不值一提。但是，假如這些東西被作為人情往來贈予他人，那麼，其性質也就變了，變成賄賂之物、貪腐之物了。而這樣的「習慣」一旦成為「自然」，那麼，腐敗與蛻變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受到朝廷與法律的追究與懲罰也是必然的。如此這般，是不是當事人就有可能遭殃？反之，兩袖清風、清白做官，那麼，便可以杜絕民間的種種非議，也落得個天地寬闊。

　　在歷史上，于謙的廉潔是非常有名的。而這首詩我們或許就可以把它看做是他的廉政宣言。

　　還是在明朝，有一個名氣未必有于謙這麼大，但無疑也應該歸在清官之列的政府官員，他的名字叫吳訥，吳訥曾經擔任御史。一次他出巡貴州返京，照例他應該對有關部門的官員工作中的得失加以評判。有人暗中將黃金追送給他──顯然其目的是為了讓他為其工作點「讚」。但吳訥根本沒有啟封，只是題寫了一首詩在封識上面：「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私贓並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這首詩的前兩句，寫的是作者巡撫地方結束後返京需要乘舟東行，於是他利用雙關的手法在詩中表明，這趟旅行很不簡單，需要經歷個人士途上的「險灘」─亦即通過「廉政關」。而後兩句則表明了作者鮮明的態度：拒絕他人饋贈的私贓與土產，寧可將它們棄置於碧波之中。

　　無論是于謙還是吳訥，恐怕我們不能不承認的是，他們都是封建時代相當罕見的清官與廉吏。而他們之所以能夠高舉廉政大旗，拒腐蝕永不沾，我以為原因無非這樣兩個：一是即便是封建王朝，也有一整套較為嚴格的甚至於是十分嚴格的懲戒措施，讓人不敢貪—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經以「剝皮囊草」之法試圖對於政府官員形成巨大的威懾，一段時間裏也曾確實有效；另一方面，儒家的崇尚「禮樂」、提倡「忠恕」，主張「德治」與「仁政」，對於官員的道德自律，也具有相當的積極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成千上萬的各級政府官員中，出現若干如于謙、吳訥一樣的廉政建設的模範並不奇怪。

　　但是，讓人十分遺憾的是，在明代，乃至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像于謙、吳訥這樣的廉政模範還是太少太少了。或者說，之所以這些王朝的開國皇帝沒有一個不希望他們打下的江山能夠代代相傳直至永久的，但是，最終這些封建王朝無一不因為腐敗猖獗、民心喪失、江山易主而告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貪官污吏如飛蛾一樣前仆後繼，不斷蠶食和動搖着江山的根基，直到最後江山的轟然垮塌。于謙與吳訥的廉政詩，因此可以說除去表明他們個人的心跡之外，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而這樣的事實的啟示意義在於，廉政教育固然不可缺少，但根本的辦法大概還是應該積極尋求治本之策，也就是怎麼做才能從體制、機制上讓人不只是不敢腐，而且不能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