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說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個大特務，經常接受指令從事某種與身份不相符的活動，你會相信嗎？然而，史書就這樣白紙黑字地寫着。

　　某年，曹寅向康熙彙報了蘇杭織造捐資平抑米價和洪武陵墓塌陷這兩件事，康熙在奏摺上批示說：「知道了。此事奏明的是，爾再打聽還有什麼閒話，寫摺來奏。」

　　大學士熊賜履退休後一直住在江寧，康熙曾在曹寅進京時叮囑他「存問」熊的有關情況。一年後，曹寅在奏摺中這樣彙報：「打聽得熊賜履在家，不曾遠出。其同城各官有司往拜者，並不接見。近日與江寧一二秀才陳武循、張純及雞鳴寺，看花做詩，又《小桃園雜詠》二十四首，此其刊刻流布在外者，謹呈御覽。因其不與交遊，不能知其底蘊。僅據所得實奏。」熊賜履病故後，康熙又吩咐曹寅將其病中吃什麼藥，臨終有何吩咐，兒子如何等情況一一打探清楚。

　　在康熙時代，曹寅絕對不是皇家唯一的兼職特工。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年），康熙在給李煦的朱批中囑咐：「近日聞得南方有許多閒言，無中生有，議論大小事。朕無可以託人打聽。爾等受恩深重，但有所聞，可以親手書摺奏聞才好。此話斷不可以叫人知道，若有人知道，爾即招禍矣！」

　　歷史上，像康熙這樣實行有形無形特務統治的皇帝比比皆是。明代有公開的特務機構東廠、西廠，大臣在家裏說的什麼話，甚至吃的什麼菜，皇帝都知道。康熙的兒子雍正更是發明了密奏制度，大臣對別的官員的言行有懷疑或不滿，可以秘密地告訴皇帝。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人做官真的如履薄冰。

　　皇帝這樣做有不得已的一面。皇權時代，沒有電話、網絡，也沒有汽車、火車、飛機，皇帝想要了解一點什麼資訊，必須依賴地方官員的彙報。而出於趨利避害本性，地方官員一般都是報喜不報憂的，這樣，皇帝很難明察地方政治的真相。讓自己特別寵幸的大臣充當耳目，假若這大臣心術不是太壞，皇帝被地方瞞騙的機率就會相對少一些。

　　皇權制度是非常自私的，即使是最愚蠢的皇帝，他也希望自己的江山穩穩固固、萬世一系，而官員都是為某個朝代服務的，他們不會關心誰做皇帝，只在乎能不能從這個政權裏獲得各種利益。理念之天然相悖必然導致皇帝對官員的忠誠生出疑心。為了讓官員俯首貼耳，皇帝一方面會用物質、職位、榮譽籠絡他們，另一方面也會通過各種公開的、秘密的手段對其監控。康熙叮囑李煦做「包打聽」時不要將自己的話透露出去，其目的就是要始終保持監控的地下性，讓被「看牢」的地方官員防無可防。

　　在皇帝眼裏，大臣有在乎利益的，有看重名節的，就是沒有心甘情願地忠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