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昭仁殿正殿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國家善本圖書—唐代文學家柳宗元《河東先生集》（柳宗元祖籍河東即今山西運城人，故稱），是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舊藏，後歸入著名的「天祿琳琅」清代皇家藏書。隨着近年來中國文物藝術品市場日益火爆，「天祿琳琅」藏書引起越來越多人關注。這部《河東先生集》可以解開有關古籍的不少歷史謎團。

　　善本古籍「法統」象徵

　　善本古籍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最主要載體。正因此，古往今來的統治者、社會精英，都把搜集、保存善本古籍看得很重。鼎彝文物、古籍圖書就不僅僅是文化或物質財富，而且成為國家「法統」的象徵。在古代統治者看來，得到它們似乎就代表着得到國家政權；得到它們越多，似乎就代表着其統治地位越合法。在知識分子看來，家藏萬卷書，勝似擁有百座城，即成語「坐擁百城」。《史記》名篇《鴻門宴》中，說劉邦攻進咸陽後，「籍吏民，封府庫」，把秦中央政府的物質財富、文化財富都封存了，其中當然包括圖籍。從此，朝代更替之際，帝王們總是首先查封和搶奪前朝的金石書畫、圖書典籍等傳世文物。

　　金人攻下宋朝京城汴梁，把宋徽宗藏書樓宣和殿的圖籍、書畫劫掠一空，拉到中都城（今北京），拿不走的扔到御苑金明池裏泡湯。金朝滅亡，元人又將金朝上述寶物移藏宮中奎章閣等處，故址大約在今北京城中心北海西岸老國家圖書館主樓一帶。明初朱元璋的大將軍徐達攻下元大都城，隨即「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等」，分批運往首都南京。永樂遷都北京，又將這批寶物運回北京紫禁城，奉天殿（現太和殿）裏有八口大龍櫥，裏面裝滿了三代鼎彝，表示定鼎北京；圖書有一百櫃，用十艘大船裝載，由京杭大運河運到北京後，先藏於左順門北廊，正統六年移到特建的藏書閣「文淵閣」裏，由大學士、當時文化名人楊士奇主持清點、造冊，編成文淵閣書目。清朝統治者繼明朝入主中原，明朝內府寶藏順利到手，到乾隆時大臣們檢查內閣大庫（即明代文淵閣），發現裏面的圖書還有打着明初徐達的封條。清朝滅亡，國寶文物、圖書典籍轉歸中華民國國有。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國民黨當局敗退台灣，還不忘拉走故宮等處重要文物，也是這個原因。台北故宮現存文物六十萬件，其中圖書古籍、文獻檔案四十萬件。

　　善本集結收官之作

　　清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乾隆皇帝諭令內閣翰林檢閱內府藏書，挑選宋、元、明三代精善古籍進呈御覽，在乾清宮東小院的昭仁殿設藏書閣，也是用唐代詩人張說「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典故。乾隆御筆題額：「天祿琳琅」。昭仁殿是康熙皇帝的寢宮。雍正起，皇帝寢宮移至養心殿。乾隆帝為表達對祖父的崇敬和紀念，把此處變為善本藏書處。「天祿」指漢代未央宮中藏書處「天祿閣」，蕭何主持建造。「琳琅」本指美玉，引申指珍貴圖書，恰恰出自柳宗元《答貢士沈起書》：「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因此，柳宗元《河東先生集》在其間又有特殊意義。

　　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大學士于敏中等奉命編纂《天祿琳琅書目》（前編）十卷，收書共四百二十九部，其中宋版七十一部、金版一部、影宋抄本二十部、元版八十五部、明版二百五十二部。此時國博所藏這部《河東先生集》並不在其中。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年），乾清宮發生火災焚毀，火災殃及東小院昭仁殿，「天祿琳琅」藏書基本化為灰燼。當時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帝痛心疾首之餘，下令重建昭仁殿，並令大臣彭元瑞等再輯內府珍藏善本藏於其中，編成《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二十卷，收書六百六十四部。這是古代大規模善本集結的收官之作。至此，原屬明代項元汴藏書的《河東先生集》，被收入《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明代集部》。

　　風流雲散「天籟閣」

　　古籍刻本作為印刷品，在成書之時都不是唯一的，同一塊木刻雕版可以刷印多次。但是古籍刻本經過一代代藏書家鑒別、甄選進而收藏，最終留傳下來，就成為善本典籍了。著名藏書家在書上鈐蓋藏書印，是其獨一無二身份的證明。國博所藏《河東先生集》，就是這樣一部獨一無二的古籍。

　　此書的祖本，是唐代另一位詩人劉禹錫編輯的，南宋咸淳年間（一二六五至一二七四年），廖瑩中主持刊刻並校正。宋版書字體工美，後人稱為「宋體」，精雕細刻，紙墨上乘，賞心悅目，乾隆時一頁宋版書價至一兩黃金。明代傳統文化發揚光大，對典籍需求激增，弘治、正德時期興起翻印宋版書熱潮，嘉靖時期登峰造極。明政府曾下令嚴禁竄改舊版文字、行格，嚴格保護古籍原貌。這部柳宗元詩文集就是嘉靖年間，號稱東吳郭雲鵬「濟美堂」的刻本。

　　這部濟美堂版《河東先生集》上第一個藏書印，是明代著名收藏家、畫家項元汴的「項子京家珍藏」。項元汴（一五二五至一五九○年），字子京，號墨林、墨林居士等，浙江嘉興人，著有《墨林山人詩集》、《蕉窗九錄》。他出身嘉興名門望族，其先祖項忠明初為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銜。父親項銓是成功商人，經營當舖，積累下巨額財富。其長兄、次兄均出仕為官，他以「歲貢」入南京國學為太學生，父親去世後留在家中照顧母親，打理家族產業，尤以圖書、書畫收藏宏富的「天籟閣」聞名於世。至今收藏於中外各著名博物館的中國傳世書畫，例如晉王羲之《蘭亭序》（神龍本）、《瞻近帖》、《行楷書千字文》，顧愷之《女史箴圖》，唐韓幹《牧馬圖軸》、《照夜白圖卷》，韓滉《五牛圖》、懷素《自敘帖》、《苦筍帖》，五代李唐《采薇圖》，宋蘇軾《陽羨帖》、《致夢得校秘尺牘》，米芾《清和帖》，元趙孟頫《道德經卷》、《鵲華秋色圖》等等，上面都有他的收藏章。一時風雅之士均慕名拜訪。後來的著名「吳門」（蘇州）畫家仇英，曾為其僕人，因而得以觀摩所藏宋元名畫真跡，終成大家；寫意花鳥畫宗師陳淳是他的老師，董其昌年輕時也在他的家做過家庭教師。

　　一六四五年，清兵攻陷嘉興，千夫長汪六水率兵闖入位於嘉興城南靈光坊的天籟閣，將其中珍藏劫掠殆盡。項元汴之孫項聖謨在《三招隱圖》題跋中寫道：「禾城（嘉興）既陷，劫灰熏天，余僅孑身負母並妻子遠竄，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遺法書名畫，與散落人間者，半為踐踏，半為灰燼。」後來到乾隆時期，這些珍藏大部分輾轉進入皇宮內府。

　　乾隆帝情有獨鍾

　　這部《河東先生集》之所以成為「天祿琳琅」藏書，不僅僅因為其版刻精良，還因為它是項氏「天籟閣」舊藏。乾隆皇帝是項元汴的fans，對「天籟閣」所藏古籍書畫魂牽夢縈。在六下江南過程中，八遊嘉興南湖，尋訪天籟閣舊址，痛惜天籟閣及所藏幾無所存，作詩詠道：「檇李（嘉興古名）文人數子京，閣收遺跡欲充楹。雲煙散似飄天籟，明史憐他獨掛名。」於是下旨按「天籟閣」意境，在承德避暑山莊仿造一座「天籟書屋」。書屋建成後，命內府在宮廷收藏的原項氏舊藏書畫中選出宋米芾、元吳鎮、明唐寅書畫各一幅移藏其中。

　　因乾隆皇帝對項元汴舊藏情有獨鍾，濟美堂《河東先生集》被選入復建的「天祿琳琅」藏書閣。《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十八第十三頁對此書著錄如下：「《河東先生集》四函，三十二冊，唐柳宗元撰。書四十五卷，凡詩書四十三卷，《非國語》二卷；又《外集》二卷，《龍城錄》二卷，《附錄》二卷，《集傳》二卷，後續一卷。每頁版心刻『濟美堂』，與《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另本。檇李項氏藏本。『項子京家珍藏』朱文，卷首。」此書歸入「天祿琳琅」秘藏後，就成為《欽定天祿琳琅河東先生集》，鈐上乾隆皇帝、嘉慶皇帝藏書印鑒。每冊「天祿琳琅」書前後副頁依次鈐乾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和「太上皇帝之寶」朱文方印；每冊首頁上方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和嘉慶「天祿繼鑒」白文方印；末頁上鈐「天祿琳琅」朱文方印和「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欽定天祿琳琅河東先生集》自嘉慶二年冬始，一直存放在復建的昭仁殿內，直至晚清宣統年間。

　　清亡前夕被盜出宮

　　現存此書目錄頁被鈐上「熙彥收藏善本」藏書章，說明熙彥是繼項元汴、乾隆皇帝等之後又一位收藏者。

　　熙彥，字雋甫，滿洲正白旗人，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進士，後在吏部任職，擢升民政部員外郎、內閣學士。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年）任商部右參議，不久調任農工商部左參議，後擢升為農工商部左丞、署左侍郎。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袁世凱組閣，熙彥任農工商部左大臣。清朝滅亡後，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五月，擔任民國政府蒙藏院副總裁、總裁。一部在清皇宮中收藏的善本書，何故變成大臣的私人藏書呢？

　　從熙彥得到這部書後，將三十二冊書每一冊蓋有乾隆皇帝藏書印的扉頁換成白紙，換掉原來清宮天祿琳琅藏書封面，而改為極普通的藍皮裝訂樣式，可知他唯恐別人知道這部書真實身份和來歷。推測他是在清政府滅亡前夕風雨飄搖之際，渾水摸魚從宮中盜出。

　　國家博物館善本帳本上記載，國博是在一九七三年從中國書店購得此書入藏。它是在哪一年，從熙彥家輾轉到了市場，目前尚不得而知。周覽此書滄桑聚散，只有國家強大、天下太平，民族文化遺產才能更好得到保護。

　　（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館助理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