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在一所大學做副校長，分管後勤時，學校擬建教學大樓，有施工企業向他行賄二十萬元，希望拿到工程，朋友執意將錢退還了。

　　半年後，該大學的領導班子調整，朋友分管科研，由別的人管後勤。幾年後，教學大樓建成了，管後勤的副校長卻進了牢房。朋友感嘆地說：「一個人的關鍵時刻只有一步，走錯了就萬劫不復。」

　　有位熟人是寫文章的，他與老家縣裏的一個老闆關係不錯，在企業宣傳這一塊上為老闆出過主意、做過一些工作，老闆也視他為好朋友。後來，熟人所在單位想與老闆的工作合作搞個課題，請熟人做課題組負責人，熟人沒有同意。熟人覺得：老闆的企業經營比較困難，他平時給他幫忙都是無償的，而做課題則必須跟老闆談論經費的問題，熟人自己可以不要錢，但課題組的人你得開報酬呀，為了避免這種尷尬，熟人選擇了逃離。

　　人活在世界上，要說誰對利益完全無動於衷，是沒人肯信的，畢竟我們不是神仙，神仙可以吸風吮露，而我們得吃飯、穿衣、住房、坐車、贍老養幼，所有這一切都需要錢，但一個人對利益太在乎，絕對不是好事，輕則有損情義，重則違反道德法律。正因為如此，聰明人懂得給利益的烈馬套上一根繮繩，該放鬆它的時候就放鬆，該緊勒的時候就緊勒。

　　我老家在晚清時出過一個大人物，叫曾國藩。大家都知道曾國藩是個清官，當湘軍統帥二十餘年、做總督十餘年，死後只剩下一萬八千兩銀子，還不到一個總督一年的養廉銀。其實，曾國藩不是不在乎錢，做京官的十年間，他年年借錢度日，家書裏絕大多時候都會談及經濟問題，然而，曾國藩追求利益堅持一個原則：不拿不道德的錢。比如他當兩江總督，包括三節兩壽，地方官員送給他的金錢每年有二十萬兩銀子左右，但曾國藩堅持取消三節兩壽的禮金，只收五六萬兩銀子的「陋規」。這些錢全部用於公務支出（清代只任命政府主要官員，普通辦事人員需要官員去請，政府也不發工資，官員出差亦無差旅費，陋規的一部分就是應付這方面的開銷，那時幾乎所有大官都收陋規，否則，政府機構就運轉不下去），剩下的小金庫收入也不像其他官員一樣裝入自己口袋，而是將其捐掉。後世將曾國藩視為「清官」，這是有道理的。

　　一個人要對利益保持平常心，不過於迷戀它，先要降低自己的欲望。欲望太多，住了兩百平米的公寓還想要一千平米的別墅，娶了如花的美妻還要水嫩嫩的小三，你對利益的追逐就會變得狂烈。對利益太在乎、太痴迷，情義、道德、法律就不足以成為約束你的手段，利益的烈馬就會跑出理性的邊界。

　　行走在塵世，我們不只是要得碗飯吃、得件衣穿，如果生活老是停留在物質的檔次，我們的生命就不會有格局，我們也就脫離不了對金錢的算計。靈魂的世界的重要，主要不在於它可以讓一個人的生活變得豐富，而是它能使我們的生命走入一個新的平台，獲得長久的留存甚至永遠不朽。

　　有一首歌曲唱道：「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我們要尋得「詩和遠方」，就必須超越過度的利益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