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佩雷斯（右一）一九九四年一月於耶路撒冷會見本文作者（左二）\作者供圖

　　我第四次見到佩雷斯是一九九四年一月初在他的外交部辦公室。我曾在這間辦公室採訪過他的兩位前任──摩西．阿倫斯和戴維．利維，見證了中以兩國建交過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這些，佩雷斯早有所知，因此，我一落座，他就說：「你是我們外交部的老朋友了。我今天非常高興地告訴你，我對我們兩國建交兩年來雙邊關係的發展感到很滿意。但從另一個角度講，我們兩國相互隔絕幾十年，要做的事真是太多了。我們需要加緊幹，大力加強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他認為，這不但對以色列有利，對中國也有利。這也將是以色列對中國在歷史上最困難的時期慷慨接待猶太人的一種回報。　　

　　佩雷斯不僅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還是一位思想深邃、筆耕不輟的著述家。一九九三年九月，工黨政府順應時代潮流，改變以往在中東問題上的僵硬做法，奉行靈活、務實的政策，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署和平協議，從而揭開了中東從戰爭走向和平的歷史新篇章。翌年，他同拉賓總理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一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關頭，他把自己幾十年為實現中東和平而奔走的經驗和對中東地區未來發展的思考及時地記錄下來，很快出版一本新的著作《新中東》。新華出版社得悉，提出將這本着作譯成中文出版。這次來以色列，我受出版社之託，一是同作者明確版權問題，二是請他撥冗為著作的中文版撰寫一篇序言。佩雷斯說：「版權沒有任何問題，我不需要稿酬，只想看到我的書印成中文是什麼樣子。」說到這裏，他粲然一笑，又補充道：「書印出來，至少給我兩冊，一冊放在辦公室，一冊放在家中的枕頭下面，以便隨時看看。」我代表出版社對他的慷慨表示感謝，答應屆時一定將書送到，他也當即慨然應允寫篇序文。後來，不到半個月時間，他就把序文寫好傳給我。他在序言中說：「中國和以色列地處亞洲的兩端，相隔萬水千山，但我們兩國人民卻是彼此親近的。偉大的中國人民給世界提供了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財富。假如沒有這些財富，人們將不可能描述歷史的進程。」他還說：「中國已經表明它能夠征服貧窮和幾代人以來經受的苦難。我們希望中國成為中東各族人民，既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阿拉伯人，在我們共同走向未來的道路上加以仿效的一個榜樣。」序言不到兩千字，但卻充滿對中國古老文明的讚譽之詞，充滿對今日中國現實的崇敬之情。這再次證明，他第一次接受我們採訪時所說的「我崇敬中國，崇敬中國革命」絕非一句虛言。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