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作家們非常注意從草根文學中吸取營養，文人們模仿民歌大寫其可以演唱的樂府詩，學習下層文人的五言詩如後來被稱為《古詩十九首》的那些抒情傑作來寫不能唱、只誦讀的詩，又取法於俳優故事新寫志人、志怪小說；這種眼光向下的態度從東漢晚期漢靈帝開鴻都門學的時候就開始了。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很值得關心文學史的人們注意。

　　《後漢書．靈帝紀》載：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生」，李賢注曰：「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召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這一新政許多大臣不贊成。《後漢書．楊震傳》：「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相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後漢書．蔡邕傳》：「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牧州郡三公舉用徵辟，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這是靈帝在傳統的辦法之外另行選拔人才，扶植直接從屬於他本人的力量，加強自己的權勢—原先的官僚和宦官，他大約都不大相信（靈帝固然打擊清流士人，也打擊過宦官）。選舉用人忽然發生這樣大的變化，自然引起正統的保守人士的堅決抵制，形成當時政局中一個大有爭議的熱點問題。

　　最值得注意的是鴻都門學的考試科目中竟然毫無經學方面的內容，而完全是通俗的小道小技，這是一個空前的大變化，傳統士人絕對不能同意。蔡邕曾上書表示堅決反對，在文學上提倡眼光向下倒也罷了，但就拿這一點來選官，未免太過了。蔡邕主持考試時落榜的人在鴻都門竟然考試通過並且當上了官，「有類俳優」的文章算是好文章，不尊崇儒術的大道而看好不足道的「小能小善」，蔡邕實在想不通。

　　國家考試從來是一根指揮棒，其影響威力無比。

　　漢靈帝劉宏其人本來是一個落腳於偏遠之處的很小的諸侯王，因為種種特殊的因緣忽然進入中樞繼承大統，他雖然當了皇帝，先前的風格和愛好並無改變，史稱他曾在後宮裏安排若干商舖，「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帝着商賈服，飲宴為樂。」（《後漢書．靈帝紀》）他喜歡這樣的市井風情畫。

　　這位皇帝又喜歡弄錢，明碼標價，公開賣官，鴻都門也正是一個收錢賣官的所在，《後漢書．崔駰傳》載：「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在文化方面他愛好尺牘、辭賦、鳥篆之類為民間所重的東西，並拿來作為考試的內容，或者也未嘗不可，但據此選官，或乾脆明碼標價地賣官，那就很荒唐了。大漢王朝腐敗到這種地步，表明它已氣數將盡。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事實上靈帝的市井習氣和愛好也並非全是負面的東西，通俗的、大眾的東西在東漢末年一度大行其道，竟在文學方面有着某種積極的影響。稍後曹操和他的兒子們都喜歡辭賦，注意學習樂府民歌和下層人士的五言詩，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古詩十九首》古今都有人懷疑是曹植的作品，雖然並無確切的根據，但足以說明通俗文學是建安作家的重要榜樣。詩歌方面是如此，小說方面更是如此，曹植能夠大量背誦俳優小說，他又曾在致楊修的信中強調草根文學絕不能藐視。從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鴻都門學」的怪異的背影。

　　在兩晉，喜歡民間歌謠的士人亦層出不窮，東晉的文人則頗受南方民歌的影響，連孫綽、王獻之等高人雅士也來寫五言四句的艷情詩，同他們平時寫的那些官樣文章大異其趣。

　　漢靈帝劉宏大約不算一個合格的皇帝，但站在文學史的立場上說話，可以不管此事，這裏關注的是：完全墨守經典很容易讓創作失去生氣和活力，而通俗文學的引進大大有利於啟動人們的思想和情緒，有助於文學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