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曾被稱為「徵士」（或「徵君」），這是因為他歸隱後曾得到朝廷的徵辟，有可能重新出山為官，儘管此事沒有實現，但他仍然被稱為「徵士」─在野的士人能得到朝廷的徵辟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最早以「陶徵士」稱呼淵明的是顏延之，他在誄中提到：「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又道：「有詔徵着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陶徵士誄》，《文選》卷五十八）關於陶淵明何時被徵，這裏說得比較含糊，似乎尚在東晉，又似乎是晚一點的事情，離他去世好像已經不遠，而這時已經是劉宋王朝了。

　　沈約《宋書．隱逸傳》為陶淵明立傳，則明確記載：「義熙末，徵着作佐郎，不就。」義熙是東晉的年號，凡十四年。似此，則陶淵明確乎是「有晉徵士」，同劉宋王朝無關。

　　但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說陶淵明榮獲朝廷徵辟一事係於他去世的那一年：「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如此，則是新興的劉宋王朝請他出山。蕭統是第一個為陶淵明編集子的人，掌握的材料一定非常豐富，沈約《宋書．隱逸傳》他應當是看過的，但他在這個節點上不取舊說，自有說法，當另有根據。鍾嶸《詩品》稱陶淵明為「宋徵士」，蕭統的記載與此相應。

　　唐修《晉書．隱逸傳》為陶淵明立傳則稱：「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頃之，徵着作郎，不就。」此說與《宋書．隱逸傳》大體合轍。李延壽《南史．隱逸傳》的陶淵明部分說：「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不就。」與《宋書．隱逸傳》全同。

　　這樣一來，關於陶淵明之被徵辟就有兩說，一說在東晉義熙末年，徵為著作郎（或著作佐郎），不就；一說在元嘉四年陶淵明去世前不久，未載請他擔任什麼職務，而他「將復徵命，會卒」─看來他有可能同意出山，但可惜身體已經很不好，不久就去世了。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現在更不好說了。比較穩妥的辦法是照單全收，承認陶淵明之被徵先後有兩次，一在東晉義熙末，一在陶淵明去世前不久。

　　陶淵明是義熙元年十一月歸隱的，到義熙末年仍不考慮復出，其《飲酒》組詩的第九首寫道：「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褸茅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在詩裏「吾駕不可回」自然是對那位「田父」之規勸的回答，而在生活中，則應是對「有詔徵着作郎」的答覆。東晉王朝已經很不像樣，還替它當什麼著作郎！

　　至於陶淵明晚年忽然有可能出山，因為材料不足，尚難作出圓滿的解釋。一種可能是他老先生靜極思動，覺得自己的車駕其實也未嘗不可以轉換方向。他在對劉宋官員顏延之的談話中說：「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做人不妨圓通一點，不必死守什麼教條。這些話自然是他對年輕朋友的教誨，同時應當也是他晚年價值觀念的新說明，也可以用來解釋他對朝廷徵辟為什麼亦大有接受的可能。

　　如果不是那麼匆匆地去世，陶淵明的形象也許會發生令人刮目相看的發展變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