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古木竹石圖筆筒，清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
竹刻，頗具中國特色的工藝美術品。相比瓷器和玉器，雖然被視為「小器」，但因其工藝精巧，富含中國文化意蘊，近年來越發受到追捧。近日，上海博物館與天津博物館、南京博物院、蘇州博物館、寧波博物館、嘉定博物館、上海文物商店、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等文博機構共同開展了一次以清代竹刻名家周顥為核心的文人竹刻藝術研究，力圖向我們展示文人藝術對於中國傳統工藝美術的影響和意義。
大公報記者 張 帆
著名英國學者李約瑟曾雲：「東亞文明乃是『竹子』文明。」在中國，竹子更是文人精神世界的象徵。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竹製品的國家，除了被打造成生活日用品，用竹子來製作工藝品也是中國人特有的發明。近年來，竹刻藝術品價格在海內外拍賣市場屢創新高，廣受藏家青睞。
刻畫兼備 明清巔峰
不過，和玉器、象牙、犀角等昂貴的工藝品不同，原料廉價的竹刻藝術發展到成熟階段，並不是依靠巧奪天工的雕刻手法和技藝來取悅人心，而更多的講究「意」，類似於董其昌對南宗繪畫的推崇。竹刻藝術品的創作者大多不是「匠人」，而是精研書畫的文人。簡而言之，他們就是將文人畫裏詩的意境從紙上延伸到了竹上，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文人竹刻，將中國文化中的文人精神進一步物化。
要成為一個合格的「竹人」，必須既有文化素養，又兼備雕刻和書畫兩種技藝。在這樣的審美價值導向下，傳世的精品竹刻藝術品較書畫少得多，這也是竹刻價格攀升的原因之一。竹刻藝術發展最輝煌時期是明代中期至清代的中期，諸多流派，如嘉定派、金陵派、浙派、徽派等都在此期間形成、興盛，有史料記錄的竹刻家達二、三百人之多，並催生了《竹人錄》、《竹人續錄》等著作。
在竹刻流派中，以今天的上海嘉定為中心的「嘉定派」最為知名。周顥便是該派重要傳人和傑出代表。嘉定派的創始人是明代的朱鶴，其開創的「深刻」和「透雕」手法經過其子朱纓、其孫朱稚征的繼承和發揚後，成為公認的經典。朱鶴本人文學藝術造詣很深，又時常與書畫名家、文學家交往，因而精通書畫和古篆，為竹刻藝術開闢了新的途徑。朱氏祖孫的成就也直接推動了嘉定成為「竹刻之鄉」，對後世影響深遠。
遺憾的是，到了清後期，大多數的竹人徹底淪為「匠」，自己不會畫，需請畫家代為畫稿設計，刻與劃分離，文人意蘊不再，竹刻藝術也自此日漸衰落。
周顥（一六八五至一七七三年），字晉瞻，號芷岩，有「二百餘年，首屈一指」之譽。人們認為他在竹刻歷史上的地位，如同詩聖杜甫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周顥一生歷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也是中國古代工藝美術最後的一個高峰。在專家們看來，周顥之所以值得研究，就在於他充分掌握嘉定派竹刻技藝的基礎上，將文人繪畫的意境與品格融入其作品之中，實現了備受尊崇的文人藝術與長期被看輕的工藝美術的完美融合。
竹中杜甫 用刀如筆
近觀周顥的竹刻作品，造型確不起眼，大多是在書齋中使用的文具，最多的就是筆筒。而且，和朱氏那種「窪隆淺深可五六層」的華麗風格不同，周的所有創作均在竹子表面展開，並主要採用陰刻和陽紋浮雕相結合的手法。每一件作品都彷彿是一幅意蘊深邃的古代文人畫。
上海博物館工藝部副研究員施遠介紹，周顥在竹刻方面的貢獻和創新之處體現在兩點：其一，他將自己擅長的繪畫，特別是山水與竹石施於刻竹。此前，朱鶴已經開始「以畫法刻竹」，朱氏祖孫是中國工藝美術史上率先將繪畫語言，諸如構圖、造型、意境等成功引入竹刻創作上的雕刻家。周顥則更出新意，將當時已風靡畫壇的四王一派的所謂「南宗正法」繪畫的題材、構圖、造型、手法和意境等因素，引入到竹刻創作中。這一系列繪畫注重「以書入畫」的書寫性用筆，體現到竹刻中，就成為周氏的「用刀如用筆」。
其二，周顥開闢了「合南北宗為一體」的全新境界。在中國繪畫史上，明後期中國劃分為南宗和北宗，北宗偏重寫實，用筆硬朗，裝飾性強，更多工匠意趣；南宗偏於寫意，講究用筆本身美感，線條圓潤，表現文人精神。由於自身深諳雕刻之道和南宗繪畫精髓，周顥就比別人更有條件取南北之長，作品層次比單純陰刻更豐富，立體感和體積感更強。
此外，在題材方面，周顥之前，嘉定竹刻主要以描繪人物和動植物為主，山水只是作為場景和背景而存在，以刻畫近景的樹石、溪澗、亭台為主。直到具有山水畫家身份的周顥介入，全景山水才開始出現。此後，嘉定竹刻山水開始以表現中景和全景為主，人物在山水間活動，如香山九老、竹林七賢、蘭亭高會、老子出關、棧道行旅、山村歸客等題材，多將人物置於層巒疊嶂、茂林修竹之間。同時，根據古人詠歌山水的名篇而進行的製作也非常多。在構圖上常見大段的詩文鐫刻在間隔畫面的石壁或雲氣空白處，使作品更具文人畫意趣和書卷氣。
畫意刻竹 空前絕後
除了周顥創作的竹刻，專家也提醒記者多關注他的繪畫作品，稱這將更有助於理解周顥的竹刻藝術。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說，在成為竹刻家之前，周顥首先是一位全能的畫家，且師承淵源深厚。
施遠介紹，沒有明確文獻記載他曾師從哪位畫家，但是有資料顯示，他曾得到王石谷的指點。他的山水畫完全是按照王氏「以元人筆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精神來的。在周顥存世的繪畫作品中，涵蓋了摹仿李成、范寬、巨然、米友仁、倪雲林等諸家之作，最多的是王蒙。「他尤其喜歡王蒙一路層巒疊嶂、細筆繁皴的密體山水。」
同時，不知是否巧合，竹石是周顥作品最常見的母題。史學家錢大昕稱其「仿古賢山水人物皆精妙，尤好畫竹」，書畫家王鳴韶也說他「山水人物花卉俱佳，而尤長於竹」。今觀傳世周顥墨竹畫，體裁之全引人矚目。論規格，斗方小品、中堂巨幅、手卷扇頁，一應俱全。論題材，風雨晦明、雪霰露霧，應有盡有。論造境，賞心一枝、渭川千畝、數竿迎風、叢篁蔽日，莫不畢具。在畫法上，既有巨筆揮灑、縱橫排奡的大寫之作，也有細毫點撇、慘澹經營的精工之品。從他墨竹畫的自題來看，所師法的前人有文同、趙孟頫、管道昇、柯九思、王蒙、吳鎮、王紱諸家。
當然，對周顥來說，繪畫只是刻竹的基礎，他總是「偶然欲畫，畫成隨手乞人」，但於竹刻一道，卻極精心，自律甚嚴，「其運刀時，若絲髮未稱意，雖垂成，亦斧以斫之」。這也是他的竹刻作品較書畫少的主要原因。可以確認的是，約在五、六十歲之間，周顥就逐漸將書畫和竹刻融會，從而進入創作黃金期，並延續到八十歲後。畫意刻竹的一個突出的特徵是喜歡在竹刻作品的款識上使用題畫文。比如他在一件簡筆山水筆筒上題刻：「倪雲林詩畫，寫意賦景，每自超然。蓋不逐於物中，故能遊於物外。山之巔，水之涯，得之於心。」表明了對倪雲林畫格的傾心。又如在一件竹石寒泉圖筆筒上題刻：「雨窗岑寂，枯坐若面壁僧，弄筆作竹石寒泉，頗得象外之致，芷道人。」僅觀文本，絕對不會想到是一件雕刻作品的款識。
此外，周顥竹刻構圖也全出以畫意。無論是山重水復、樹木蓊鬱、密體山水，還是一水兩岸、荒遠澄淡的仿元人簡筆山水，在起訖上都處理得自然連貫，絕無牽強湊合之弊。即使是相對簡單的純繪畫式獨立構圖，在山石、樹木、房舍、舟橋的位置經營上，在枝幹的穿插、樹石的避讓、點苔的疏密上，無一不表現出高超的藝術水準。
周顥開創的竹刻新風得到了當時廣泛的讚譽，也出現了一大批學習和模仿者。不過施遠認為，真品和偽作還是有很大差別。因為周本人的作品皆體現了繪畫審美，純粹模仿他的技藝是學不像的。從晚清到近現代，有不少嘉定竹刻傳承人試圖模仿他，但皆不能得其神髓。這一則是因為雕刻技藝在全面退步，另外他們也缺乏全面的藝術修養。「從文人竹刻的發展來說周顥是一個頂峰，這個頂峰是藝術水準和雕刻技藝雙重頂峰。」
淡泊名利 助推成就
專家們普遍認為，周顥終身選擇了詩酒風流、高尚其志不事王侯的人生道路，也對他的創作產生了積極影響。對周的身份，歷來定位為隱士，錢大昕稱他為「山人」。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中可以推斷，雖家境清貧，但周既沒有走應試科舉之路，也未委身畫工雕匠之流。
有史料記載，周顥四十餘歲時，曾出遊齊魯，與單縣朱姓長者交往甚歡。朱翁來江南，周顥搭其順風船沿運河回嘉定。到了蘇州，才知道朱翁的兄長為嘉定縣令，正是周顥家鄉的父母官。於是，「不告而歸，朱令異而訪之，避不見。」他也控制着與富室交往的程度，「富人慕其畫，或致金幣，不即得。」與官商保持距離，讓他更具思想與經濟上的獨立性，自然也讓他的作品更具文人氣息。
讓人津津樂道的，還有周顥異乎常人的健全體魄。史稱他「即耄，猶豪飲若少年，終日不醉」，甚至「嘗醉卧深雪中，達曉，見者驚為已死，顥方欠身復睡」。因此，當鄉人看到「蒼髯白髮，古貌古心」、「善飯健步，不異少年」的周顥，更讚其「不類塵世間人」。周顥的精品力作大多完成於五十歲之後，直至晚年猶創作不輟。上博此次還專門舉辦了周顥藝術特展，絕大多數展品都是他晚年創作的，包括其六十歲時創作的代表作《松壑雲泉圖竹筆筒》、七十一歲時的繪畫代表作《竹林幽居圖軸》以及去世前一年的《人物山水圖冊》。此外，作為多才多藝的綜合型藝術家，周顥還擅琢硯與篆印，並有《芷岩詩鈔》傳世。
施遠還特別提到，比周顥小十多歲的侄子周笠也是比較有名的藝術家，其畫藝得到了大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與兩江總督尹繼善的賞識，但艱辛的賣藝生涯也可能損害了他的健康，以至六十歲就去世了，周顥卻享有高壽（八十八歲）和更長的藝術生命。「用現代科學眼光來看，顥、笠叔侄生命修短不同，應該與遺傳、基因關係不大，只能說是隨人生態度與價值取向而成就的身、心狀態起到決定性作用。」
（部分圖片由上海博物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