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不以文人自居，對施政大概利多於弊，對文學則利弊互見了。文壇如果不再有政治人物當領袖、充內行，固然大佳。但文學可能再度淪為粉飾太平、怡情取樂的幫閒，曹魏以來辛苦建立的獨立自覺意識，岌乎殆哉。因此，初唐詩壇以太宗、高宗、武后身邊的宮廷文人領軍，順理成章。再看北周以來的關隴貴族頗有事功，卻愛好宮體詩。太宗有次作宮體後，命虞世南和詩。虞世南認為其詩工巧而不雅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為免影響不佳，婉拒唱和。太宗只好打圓場說：「我試試你而已！」實際上，虞世南也同樣承襲了齊梁詩風。茲舉太宗《詠桃》一首：

　　禁苑春暉麗，花蹊綺樹妝。

　　綴條深淺色，點露參差光。

　　向日分千笑，迎風共一香。

　　如何仙嶺側，獨秀隱遙芳。

王夫之評其「結語深鍊，妙於浹合」，猶是徐陵、庾信式精巧細密的手法。參太宗長孫皇后《春遊曲》，寫舞蝶、啼鶯曰「林下何須遠借問，出眾風流舊有名」。就詩風而言，亦足為伉儷矣。

　　吾人談文學史，把初唐近百年視為齊梁餘緒，認為陳子昂開啟盛唐，才標誌着唐詩有了自身的特色。太宗身居初唐，其詩被忽略也是固然。然而，陳子昂高倡的復古，其實是隋煬帝當年的舊調。只是隋祚短暫，功效不彰。故明代陸時雍說：「隋煬復古未深、唐人仍之益淺。」太宗不自居文人，無意如隋煬帝般積極改變文風，文學復古時代的來臨因此晚了一百多年。如是觀之，自視為才子的煬帝雖是「南朝粉絲」，卻銳意成為齊梁文風的變更者；而太宗之作固然也時會浮現北方人特有的清剛之氣，但因其視文學為小道，故終不免成了齊梁文風的追隨者。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