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達爾夫人是十九世紀文學無法繞過去的著名人物。而文學史家在極其認真談論她的出色時，總不免讓今人讀出幾分黑色幽默來。

　　一八一○年，斯達爾夫人▉論著／論着▉《德國論》，被禁止在巴黎出版，後經官方審查，《德國論》被大砍大刪後印了一萬本。警察總監在給她的信中寫到：「你不要認為我給你傳達上述命令，在於你在你近作中絲毫沒有提到皇帝（即拿破侖），這樣看是錯誤的；這本書裏不可能有什麼地方配得上提到他。你的流放是你過去幾年來所堅持的行為造成的自然結果。看來這個國家的空氣對你不適合；至於我們，還幸運地沒有墮落到在你如此崇拜的那個民族當中找尋榜樣（指德國）。你最近的作品是不忠於法國的（指《德國論》）」。

　　斯達爾夫人因出版《德國論》被逐出巴黎，政府只允許她在瑞士境內，一個叫柯貝的地方的六英里範圍內行動，把她自己的莊園變成監禁她的地方還不滿足，他們不僅要她飽嘗失去自由之苦，而且還要她好好體會一下寂寞，對於特別愛交際的夫人來說，這是加倍的懲罰。有朋友路過瑞士和她寒暄幾句，也被禁止返回法國，有父執輩因對她禮節性的訪問而遭放逐。

　　受到孤立是所有反對暴政的人的命運，無人敢去看望她，他們都「因事」或「因病」不能來。體會眾叛親離是痛苦的，但更讓她痛苦的是，看到她真正的朋友只是對她稍稍表示了一點好感就遭到流放的懲處。她哀嘆自己好像傳染病一樣在她周圍散布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