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嵇康這樣不干預社會事務、一味執著於個人養生的隱士，按說並沒有也不可能對司馬氏的政治事業構成任何威脅，本可以聽之任之，中國古代隱士甚多，也很少聽說有被視為政治犯而遭殺害的；然而司馬昭竟然聽信鍾會的讒言，匆匆舉起了屠刀，弄得嵇康不但無從養生，連性命都丟了。其間的道理何在？這當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如果執簡馭繁，則注意下列兩點也許就可以明其大略了。

　　其一，中國古代凡到政局不寧、沒有一個絕對權威的時候，各種政治勢力都會高度重視並全力爭奪人才，要他們為自己服務，至少也不能讓人才被敵對勢力收歸利用。某一重要勢力的領導人如果看好一個高級人才，請你出山相助，往往帶有所謂霸王請客的姿態：你不擁護我就是反對我，不肯吃敬酒就叫你吃罰酒。例如當年曹操召司馬懿出山時就是如此（《晉書．宣帝紀》載：「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按指司馬懿）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到司馬昭時代，雖然司馬氏已經實權在握，即將取代曹魏王朝的意思已經明朗化到路人皆知的程度，但到底還沒有改朝換代，因此爭取人才特別是高級人才仍然是意義重大的要務，而嵇康恰恰就是當時聲譽最高的名士之一。有這樣的身份卻不肯出山效力，問題就相當嚴重了，這正如鍾會所說：「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世說新語．雅量》「嵇中散臨刑東市」條註引《文士傳》）「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晉書．嵇康傳》）鍾會這些讒言的邏輯非常合於司馬昭的霸主思維，於是與世無爭的養生主義者嵇康就一變而為非常危險、非殺不可且持不同政見的重量級人物。

　　其二，當時又出現了一件突發的呂安事件，嵇康被牽連下獄，又因為呂安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信給嵇康，造成嵇康、呂安成為政壇上反對派領袖的假象—這樣，嵇康的極端危險性就不單有着理論上的意義，而且具有實踐性的情狀，更加是非死不可了。

　　呂安曾長期追隨嵇康，其妻徐氏人很漂亮，呂安的流氓哥哥呂巽誘姦了她，於是呂安欲「告巽，遣妻」，作為呂氏兄弟的朋友，嵇康曾經進行過一些調解，但未能解決問題。得寵於司馬昭的呂巽搶先誣告其弟毆打母親，嚴重不孝，於是呂安被捕，稍後又被流放到邊遠地區。這時，精神可能有些錯亂的呂安在發配途中寫了一封長信給嵇康，慷慨激昂地大談政治，似乎他之被捕和流放乃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信中更莫名其妙地把自己扮成一個反政府領袖人物的樣子，結果不僅把自己送上了死路，也嚴重地拖累了嵇康。

　　司馬昭在殺了嵇康之後大為後悔，可是已經無可挽回了，也不便為之平反。古代的政治家很少有及時認錯的。嵇康被殺以後不久，同嵇康關係最密切的「竹林七賢」之一的向秀「舉郡計入洛。文王（司馬昭）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至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世說新語．言語》）向秀接受教訓，不敢再堅持隱士身份、談什麼「箕山之志」了，儘管這樣做是違心的痛苦的。好漢不吃眼前虧，霸主實在是得罪不起。

　　一位隱於汲縣深山中的高士孫登就對嵇康說過：「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世說新語．棲逸》「嵇康遊於汲郡山中」條註引《文士傳》）嵇康與孫登的交往大約在曹魏甘露年間，離開嵇康被捕下獄已不甚遠了。孫登預言他「難乎免於今之世」，可知其人雖隱於深山，而對於天下大事、對於司馬昭的霸主思維模式，是很了解的。後來唐人牛僧孺評論嵇康，說他「知養生而不知養身」，亦可謂知人。

　　嵇康的人生態度過於執著，一味高談並踐行他的「養生」之道，卻並不明白在天下紛亂之際如何保全性命。作為隱士，其水準大大低於孫登，而他的人格魅力也正在於此。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