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溫和謹慎，正直寬厚，不喜言笑。他去世近三十年了，我一直想寫點什麼，卻總覺得無從下筆。

　　記憶中的祖母像山間的小溪，潺潺的，清澈而親切。很長時間裏我對祖父總是懷着些敬畏，覺得自己一直未能走入祖父的內心，而像一個愚鈍的孩子趴在門外，透過門縫卻總無法看到屋子的全貌，以至對祖父的了解和記憶都顯得零散而瑣碎。

　　祖父辛亥革命後上過新學，能讀書看報，也是他的愛好。因此，祖父也很重視子孫的教育，他將四個兒女都培養成大學生，尤其在解放前將我大伯送入北京的輔仁大學，更是他引以為自豪的成就。我五、六歲尚未脫開襠褲時，祖父便將我送進了村裏的小學。因為太小，只好就讀於稱着「公讀班」的學前班，還因為小，一讀便是兩年，讀一年級時同樣因太小讀了兩年。這在當時的農村是很超前的，一般家庭這麼大的孩子，還拖着鼻涕滿街跑。

　　祖父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在北京經商。祖父的父親是獨子，在村裏邊教私塾邊學作文章，準備參加科考。不想清末科舉廢止，夢便破了。不過辛亥年後革命黨人在縣裏辦了「勸學所」，我的曾祖父成為第一批學員。曾祖父教私塾時，有一個得意門生，此人後來在東北經商頗為成功，祖父便投了他。祖父在東北幹了許多年，開過一家織襪作坊，很興旺。可好景不常，日本人侵佔東三省後，施行了紗線供給制，戰爭激烈後，供給制被取消了，祖父只得到鄉下收老鄉紡的棉紗，之後棉紗線也不准中國人收購，祖父的作坊就倒閉了。再後來，祖父因拒絕為一個在中國應徵參加對華戰爭的日本青年簽字祈福，捱了兩下耳摑，並曾遭日本特務的盯梢，義憤無奈之下舉家遷回關內，以後奔波於北京、天津，建廠，開作坊，終因缺乏資金和技術都未能成功。

　　解放前的幾年是祖父生活中最艱難的日子，除了疲於生計，精神上也很緊張。那時我父親在南開中學讀書，很活躍，常以筆名在校刊上發表文章抨擊時局，之後又參加了地下黨。天津解放前夕，街上常常徹夜響着刺耳的警笛聲，父親極少回家，祖父則整天憂心如焚。每每聽到敲門聲，心便會陡然懸起。一天有人捎來口信，說組織上決定讓父親他們轉移到解放區去，第二天啟程。翌日，祖父早早趕到車站想見上兒子一面，卻沒見到人影。這給了祖父沉重的打擊，他為此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好在天津很快便解放，聽說出去的地下黨員也都隨部隊返回城裏，但仍始終沒有父親的消息，這更讓祖父焦慮不安。直到一天，一位朋友來對祖父說：「我在街上看到你家老二了。」祖父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以後，每每提起此事祖父總對父親流露出深深的不滿。雖然，父親一再解釋不許回家是當時進城幹部的紀律，還是讓家族觀念很重的祖父難以釋懷。

　　解放後，祖父帶着祖母重回故里開始了務農生活。因為四個兒女都在城市工作，又都孝順，使他的生活少了許多清苦。不過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開始，先是我父親被打成右派；繼而我大姑婚姻破裂；「文革」中，我大伯又因受刺激突發心臟病不幸去世。接連的打擊，步入晚年的祖父是怎樣熬過來的，我無法臆測。但這一切變故並沒有給我的童年留下陰影，則是祖父細心的呵護的結果。

　　十餘歲前我基本是與祖父母在膠東故鄉度過，從記事起，我便感覺到祖父在村裏頗有威信，他無職無銜，但口碑極佳，連村幹部也對他頗為尊重。祖父對人則謙和熱心，鄉親誰家有事都願找祖父商量討主意；有婆媳爭吵，父子不睦，也都願找祖父念叨，請祖父幫忙調解規勸，對此，祖父從不推辭。祖父對自己的家族則極盡孝道和關愛。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東北營生的祖父一直是家裏的經濟支柱。那是一個大家庭，我祖父的祖父母、父母及兩位兄弟的全家，共有二、三十口人。我祖父的哥哥因肺病抽大煙成癮，弟弟則好賭，為此增加了許多花銷，祖父卻並無怨言，他還盡力幫親朋好友及鄉親從農村落腳到城市。祖父十幾歲時還曾經歷過一場霍亂，當時祖父整天在村裏幫親朋好友找大夫、抓藥、抬死人。各村死人無數，誰家的大門掛了鎖，便說明此家人已全部殞命於霍亂。本村有個瞎子粗知醫術，也只是吃點草藥，或放放血。後來瞎子也被霍亂奪去了性命，人們更只能聽天由命了。一場霍亂下來，常常接觸病人的祖父竟安然無恙，真算是個奇跡。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