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幾位寫雜文的朋友談出雜文集。有人說，寫雜文不難，發表難。有人說，出雜文集不難，賣書難。出了書，賣不出去，那就只有送。送書難不難，好像沒有人說。

　　可能有人說：「這算什麼問題？把東西白白地送給人有什麼為難的？」是的，如果要求不高，只要書由自己手上送到別人手上就行，那送書是不難。把書運送到大街上，像發廣告似的將書塞到行人手中，保證一天能發數千本。但如果把標準放高點，送書就有一定的難度了。

　　我有一個最低標準：書送給人家，人家要看。假如有一個人恭恭敬敬地接過我的書，並說回去後一定認真拜讀，可下次遇上他時，他根本就不提那本書，你提，他馬上扯到其他話題上，十有八九他一篇文章都沒看。不難想到，他可能將它放在書架上永遠不看它，他可能將它跟舊報紙舊紙盒放在一起賣，他可能將它撕下來剪成什麼給孩子玩……不管怎麼樣，他反正沒有看過我的文章，在他的眼裏我的文章根本不值得一看，我心裏肯定不好受。可是，這能怪人家麼？不能，你送給人家，人家沒有拒絕，是夠禮貌的了。

　　書送給人家，多數人能翻開來看看，這個要求看似不高，真正做到卻不容易。首先，如今愛看書的人多不多？老實說不多。有人有時間打麻將，有時間玩撲克，有時間旅遊，特別是有時間用手機看微信，就是沒有時間看書。其次，在愛看書的人中，愛看雜文的人多不多？對此我同樣悲觀。一些人手不釋卷，很愛讀書的，不過，他們喜歡的是通俗小說，是心靈雞湯，是成功秘訣。至於雜文，愛看的人實在不多。假設所有的人中有十分之一愛看書，在愛看書的人中有十分之一愛看雜文，也就是在十萬人中大約只有一千人愛看雜文，我沒有認真統計我到底認識多少人，但估計不超過一萬，因而要將自己的一千冊雜文集都送給愛看雜文的人，難度顯然很大。

　　說到送出去的書人家懶得看，有些作者就嘆息，說外國人怎樣愛看書，以此反襯托我們有許多同胞不愛讀書，進而說到人心，說到人心浮躁。人心浮躁的現象是有的，將《紅樓夢》說成最不受歡迎的古典小說，因為學生「怕周樹人」而將一些魯迅作品趕出中學教材，都是浮躁的表現。然而，不僅讀者會浮躁，作者也會浮躁，浮躁的表現之一是盲目求快，不講究品質。有的作者還提出一個口號：「發表是硬道理」，不管好不好，能發表就好。在這個口號之下，能將雜文寫成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學之文、文雅之文嗎？缺文的雜文有多少人要看？抄一段新聞，然後再說幾句套話（與官場套話略有區別），如此文章不難寫，有人一天能寫三、五篇，但要人家讀得下去就難了。這樣的書送給人，非但不能給自己加分，反而會讓人知道你原來寫的是這等文章。為自己着想，這樣的書還是不送人為好。當然，書已出了，卻要下決心不送人，有點難。

　　此外還有一小小的難處：給不給工作單位的領導送書？不管有文無文，雜文總要帶點刺的，儘管沒有明確刺向誰，但有些領導喜歡對號入座，某篇文章，某段文字就是諷刺他的，從此懷恨在心隨時找機會報復。不送給他吧，他又會認為你這是小瞧他，說他沒文化。領導幹部最不願的就是被人小瞧。送不送呢？送！誰想對號入座由他去吧。

　　我說送書難，並非是矯情。六年前我出了一本書，印數也不多，還有朋友幫忙，至今還沒送完。每當看到這些沒賣完的書，我就暗暗發誓：以後不再出書了。出書，每個環節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