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林紓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不算過分。近百年前，他曾極力維護孔孟、倫常與古文以為立身之本。所謂「鏟倫常」、「禽獸行」以及「引車賣漿者流」之類謾罵攻擊，皆出於林紓之口。最為人詬病的是他那些以《荊生》、《妖夢》為代表的小說，影射並謾罵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人為禽獸，不是讓「荊生」這樣的「偉丈夫」將他們大罵一通，痛打一頓，趕下山去，就是讓「羅蒼羅阿修羅王」將他們吃了，隱約透露他對權勢者（有論者稱隱指徐世昌、徐樹錚）運用權力甚至武力干預新文化運動的期盼。在歷史發展的重要節點，他成了逆潮流而動的一個典型，並帶着這樣的文化符號與政治烙印離開人世。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即林紓逝世次日，鄭振鐸在其主編的《小說月報》第十五卷第十號「國內文壇消息」專欄和《最後一頁》發表林紓逝世的消息，認為林紓的死，「是中國文學界的一個大損失，很值得使我們悲惋的」；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鄭振鐸在《小說月報》第十五卷第十一號發表《林琴南先生》一文，指出新文化運動之後的林紓，「在一般的青年看來，似乎他的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已完全動搖了，然而他的主張是一個問題；他的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又另是一個問題；因他的一時的守舊的主張，便完全推倒了他的在文壇上的地位，便完全堙沒了他的數十年的辛苦的工作，似乎是不很公允的。」（參見張旭、車樹昇編著《林紓年譜長編》，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一四年九月版。）

　　鄭振鐸有關林紓的「蓋棺論定」，可謂「持中之論」。

　　鄭振鐸並不認同林紓的「守舊的主張」與「頑固的言論」，然而他懂得將「一時的守舊的主張」與「數十年的辛苦的工作」加以區別。既不以林紓「數十年的辛苦的工作」來掩飾他「一時的守舊的主張」，儘管這「一時」長達數年，更不以林紓「一時的守舊的主張」來否定他「數十年的辛苦的工作」。尤其是當「他的頑固的言論已不能再使我們聽見了」的時候，更多地看到「他的三十餘年的努力的成績」。鄭振鐸還特意選錄了林紓白話詩集《閩中新樂府》中的《村先生》、《興女學》、《破藍衫》三篇作品，說：「在康有為未上書之前，他卻能有這種見解，可算是當時的一個先進的維新黨。」

　　鄭振鐸也沒有否定自己先前對於林紓的古文翻譯的評說，依然認定他的翻譯是「不甚忠實的翻譯」。但他並不因此抹殺林譯小說的歷史功績，肯定林紓是「我們中國的介紹歐洲文學最多且最努力」的一位，儘管在林譯小說中，大多屬於「可以不必譯」的「第二三流的作品」，但稱得上世界名著的畢竟也有四十餘種，這本身就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在中國，恐怕譯了四十餘種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到現在還不曾有過一個」。林紓又是開風氣之先，最早介紹歐洲文學的人，魯迅與周作人都曾受益於林紓的古文翻譯。「老實說，我們幾乎都因了林譯才知道外國有小說，引起一點對於外國文學的興味」，周作人在《林琴南與羅振玉》一文中說的這句話，也是鄭振鐸的心聲。

　　鄭振鐸從正負兩個維度來確立林紓「在文壇上的地位」，不認同林紓之「守舊的主張」與「頑固的言論」─這肯定會影響林紓「在文壇上的地位」─卻肯定林紓「在我們的過去的文學界也是有很大的影響與相當的勞績」。這樣的「持中之論」，在當時的背景之下，出於同為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的鄭振鐸之手，殊為不易。

　　新陳代謝不可抗拒。新思想要取代舊思想，新文學要取代舊文學，同樣難以阻擋。在新舊博弈之中，人們都得有所選擇，旗幟鮮明，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都將會成為過眼雲煙。對此，上世紀三十年代，魯迅在《中國文壇的悲觀》中已經說得很清晰了：「只有配存在者終於存在，以證明文壇也總歸還是乾淨的處所……我們試想一想，林琴南攻擊文學革命的小說，為時並不久，現在那裏去了？」即使現在有人想用弘揚傳統文化之名來詆毀一個世紀之前的新文化運動，也不會再將《荊生》與《妖夢》當做法寶祭起。

　　然而，任何新的東西，亦都由舊的發展而來，都由舊的孕育而成，都曾在舊的母體中吸取過營養。人類的發展是文明的累積，不論是什麼人，只要他為這種「文明的累積」作過令人矚目的貢獻，都不應被人為地抹去。「林琴南攻擊文學革命的小說」不配繼續存在，但林紓「在我們的過去的文學界」的「很大的影響與相當的勞績」卻不會丟失。而且，今天的人們，似乎也正在擺脫那種因人廢言或因言廢人的思維，對於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上有影響的人物，不論是文壇的，還是政界的，都開始有了新的視角與新的評價方式，不會再因為什麼人一旦出了什麼偏差，就連他落地之時的第一聲啼哭也帶有原罪，充滿邪氣。

　　如今回頭去看鄭振鐸有關林紓的「持中之論」，感覺相當鮮活而且無可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