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詩人布羅茨基的散文集《小於一》和《悲傷與理智》，去年大紅一陣，評議如潮。多難出詩人，這位俄羅斯的傑出詩人，歷盡九死一生，流亡美國數十年才得以脫穎而出。當年，俄羅斯把他判了五年苦役，認定他是一個「無業游民」和沒有任何「有益於社會的作品」之「社會寄生蟲」，而一腳把他踢出境外。一九七二年，在沒有得到合理解釋的情況下，不由他分說，被塞進一架不知飛往何處的飛機，從此開始了他何處是盡頭的流亡生涯。

　　俄羅斯對他棄如敝屣，把一塊璞玉當作石頭丟出了事。然而，美的聲音是封鎖不住的，他的詩雖然成了「孤立的聲音」，卻無可阻擋地傳遍了世界。一九八七年，由於他的作品「超越時空限制，無論在文學上及敏感方面，都充分顯示出他廣闊的思想和濃郁的詩意」，以美籍俄羅斯詩人的身份，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九六年，他病逝於紐約，享年五十五歲。死後，殊榮滾滾而來。當時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對他的評價是：「俄羅斯詩歌的太陽，繼普希金之後最偉大的俄羅斯詩人。」並認為，「蘇聯當局對這位罕見的奇才驅出祖國，這是俄羅斯永恆的恥辱。」他也懊悔在自己執政後，「沒能及時將詩人迎回祖國，成了俄羅斯永恆的遺憾。」媒體的讚譽也是鋪天蓋地，最典型的是俄羅斯的通訊社說他的逝世是「俄羅斯詩歌的太陽隕落了。」

　　早在一九七二年，梁實秋在布羅茨基被流放不久，就撰寫了《布勞德斯基（當時的譯名）的悲劇》一文，以極高的洞察力分析了詩人悲劇的緣由。梁實秋的可貴在於不是在詩人死後的榮光中，添加一曲頌歌。

　　梁實秋在文中鮮明地說：「布羅茨基無罪，所加之罪是他未能遵守政府規定之路線寫作。」他認為，這是不能被容忍的事。「他們以為個人無自由，個人自由都被剝奪盡之後國家才能有自由。好像一個自由的國家應該是億萬個奴才來組成的！作奴才比較不費力氣而收穫可能最豐，所以作魁首的人號召大家作奴才聽他指揮，就有那麼多人甘願作奴才。在這情形之下，有頭腦有骨氣的人，不是佯狂，不是為之奴，就只好去之了。」

　　布羅茨基的無罪，還在於他並沒有寫反對蘇聯政府的詩。只是他的詩具有濃厚的個人色彩，深具玄想作風，完全非政治性的。那麼，蘇聯當局為什麼非要把他趕出國門呢？梁實秋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因為，布羅茨基「拒絕把他的天才納入黨的軌範，於是當局看來他是典型唱反調分子。」他借布羅茨基詩的翻譯者喬治柯蘭教授的話說：「很可能是，他們無法容忍一個重要的人聲譽蒸蒸日上而不是他們的人。」布羅茨基流亡以後，還是念念不忘祖國，他經常說：「我不願永久住在國外。我要回到俄國去，那是我唯一的家鄉。」這是他的肺腑之言。但他對故國既熱望，又失望。他說：「（俄國）這個國家擁有一種能夠表達出人類心理最深層含義的、富有神奇變化的語言，擁有一種難以置信的倫理敏感度，它具備了建造一個文化和精神的天堂、一個真正的文明搖籃的所有條件。然而，它卻變成了一個單調的地獄，充滿着陳舊的唯物主義教條和可悲的消費主義追求。」

　　他想回去，談何容易？梁實秋以犀利的目光，像是對他說：「別妄想了吧！」他認為，「除非蘇聯知識界氣氛突然改變，布羅茨基最近的將來要想回到祖國，機會好像不大。」那時蘇聯是一個龐然大物存在於世界，其鐵幕重重，密不透風，誰能設想它會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的一天，迅速解體。當時，梁實秋已隱隱感到蘇聯知識界的氣氛會有一天「突然改變」，當然也還想不到這個政權會「突然改變」，但對這個改變是他有所預期的。因為他同情布羅茨基，他為布羅茨基而不平，「善良無辜的詩人卻遭受無理的迫害。」

　　梁實秋以《雅舍小品》稱譽文壇，因此，一般認為他是一個閒適的作家。其實，他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熱血作家。他長女梁文茜回憶，盧溝橋事變時，國難當頭，「爸爸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以一介書生投筆從戎。「深夜和媽媽長談計議，如何安排我們三個孩子的生活，爸爸打算到後方參加抗日工作。果然不久爸爸就一個人毅然決然地走了。我問媽媽『爸爸幹嗎去？』媽媽小聲告訴我說『打日本』。」梁先生不但撰有煌煌四卷《雅舍小品》美文，還寫有諸多讀書劄記和對學者、詩人、作家的懷念文章，思想深邃，愛恨分明，《布勞德斯基的悲劇》一文，就載在《梁實秋讀書劄記》一書（當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二○○一年版）。

　　一個作家的成就，並不是暢銷榜上的排名，那只是過眼雲煙。作家的真正價值，在於他的作品在受到歷史的檢驗，淘沙瀝金後，能否傳之於世，熠熠發光。 　　梁實秋對布羅茨基的評價，歷盡四十年後仍然立於不敗之地，他的眼光決定了他的作品之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