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署長馮唐是在漢文帝與他閒話家常時「冒犯」漢文帝的。他們很隨意地說到廉頗、李牧，漢文帝說：「我要能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會有匈奴之憂。」馮唐卻乘機進言，說：「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此言很傷漢文帝的自尊，「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史書中的這幾句話，維妙維肖地寫出了漢文帝在這個短暫時段中的心路歷程。但他還是壓下心頭之火而「復問」自稱「不知忌諱」的馮唐何出此言？馮唐於是批評「陛下賞太輕，罰太重」，直言率眾「終日力戰，斬首捕虜」的雲中守魏尚被削職之冤，以魏尚之遭遇而推論「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漢文帝接受批評，當即就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並提拔馮唐為車騎都尉。

　　以上兩例所說的進言者之官職都不高，賈山只是潁陰侯灌嬰的騎從，馮唐則是漢文帝的宿衛侍從。但由此二例更可知，所謂「從諫如流」者，包括漢文帝在內，「從諫」之時往往都有一番內心掙扎，所謂「虛懷若谷」，也是戰勝自我之後達到的境界，能支撐漢文帝從諫如流虛懷若谷的，還是漢文帝那種有所畏懼的心態。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稱，漢文帝每次上朝，碰到有人進呈奏疏，都停下輦車接受。奏疏所說，擇善而用。「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此處袁盎等大臣中，有上《論積貯疏》的賈誼，也有上《論貴粟疏》的晁錯，以及掌管司法的最高長官張釋之，他們的所進之言，對於幫助漢文帝少犯錯誤多幹實事大為有益。例如，有感於賈誼《論積貯疏》所言，那年春上，「詔開藉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又先後將田租減半直至全免，以資鼓勵天下百姓從事農業生產。

　　漢文帝的有所畏懼，還表現在他對於法律的敬畏。

　　漢文帝登基之後不久，便下詔說：「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此詔應有兩層含意：其一，應當以法為正，即以法律作為治理天下的依據，有權不能任性，無論什麼人都不能隨心所欲，既不能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不能親疏有別法外開恩；其二，作為治理天下之依據的法律，應是利國利民的持平之法，各種嚴刑苛法（包括以株連禍及無辜的連坐法，也包括前文所說的「誹謗罪」與「妖言罪」）均當廢除。用司馬遷在《史記．文帝紀》中的話說，就叫「約法省刑」。

　　以法為正，就不能親疏有別法外開恩。這一條，在薄昭身上體現得比較充分。薄昭驕橫以至於殺了朝廷使者，按律當死。他是薄太后的親弟，也是漢文帝唯一的舅舅，那時薄太后還活在世上，但漢文帝沒有因此枉法網開一面而以「賜死」處置，派遣公卿前去與薄昭喝酒，讓他自己了斷。薄昭依然心存僥幸，不肯就此了結，漢文帝又派一群大臣穿着喪服，到薄昭家中哭喪，薄昭這才自盡。有人（例如唐代的李德裕）非議此事，認為漢文帝殺薄昭有損於孝義。司馬光卻認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司馬光還說，如果漢文帝對薄昭法外開恩，那與日後成帝、哀帝時朝綱廢弛的局面又有什麼區別？

　　漢文帝當然也有帝王固有之特權觀念，也常會有以權代法的衝動。但因為他自知「不敏」，身邊常會有人提醒、勸阻，廷尉張釋之就是其一。有一次，漢文帝出行，御駕被突然出現的行人驚了，他要處死那人，張釋之卻只處以罰金。漢文帝為此怒髮衝冠，但張釋之還是曉之以理：「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漢文帝慢慢消化理解並認可張釋之所說的法理，說「廷尉當是也」。

　　「畏懼」二字，其實也有兩面性，因為「畏懼」而縮手縮腳，只能使人無所作為。漢文帝之「畏懼」卻是全然不是如此，他因「畏懼」而時時鞭策自己勵精圖治，說漢文帝始終都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感並非虛言。他為自己修建陵墓「霸陵」，只准利用山陵形勢，不另立高大的墳堆，只准使用陶製器物，不准用金、銀、銅、錫裝飾。直到臨終之時，還因有所「畏懼」而在遺詔中明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認為自己活着沒有為百姓做多少好事，死了再讓他們重服久喪，只是加重自己的「不德」，並對喪事怎樣簡辦做了相當具體的規定。作為封建帝王，漢文帝無疑也有其種種局限，但他能自始至終保持這樣一種執政者的自覺，也實屬不易。

　　漢文帝是文景之治的開啟者，《資治通鑒》評說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從某種意義上說，漢文帝之有所畏懼的心態，正是成就文景之治的一個重要元素。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