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兩千餘年封建社會歷史中，漢唐盛世相當耀眼，就像唐代最值得稱道的是貞觀之治一樣，漢代最值得稱道的便是文景之治。文帝、景帝雖以文景並稱，卻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細察二者異同，擇善取之，識弊棄之，以資執政借鑒。

　　先說漢文帝。

　　漢文帝臨終遺詔，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其中「畏」與「懼」二字，更是醒目──不是「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而是「畏」他自己會犯錯誤，「懼」他自己不能善終。他之所以有這樣的「畏」與「懼」，因為他自知「朕既不敏」，與凡夫俗子沒有多大區別，並非真的是上天之子，並非真的受之於天命，並非真的有天生之才，一經登上帝位，就立馬變得高明起來，以己之「不敏」而肩負帝王之任，生怕「羞先帝之遺德」，愧對天下蒼生，始終都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感，兢兢業業，不敢有絲毫懈怠。

　　漢文帝的這種有所畏懼的心態，使他善於自省，嚴於自律。

　　剛登帝位，便有人進獻千里馬，漢文帝說：「我出行之時，前有鸞旗，後有屬車，日行不過三、五十里，這千里馬用不着啊。」縱觀古今，這種拍馬屁的人，每朝每代都有，這位進獻千里馬的官員，卻把馬屁拍着馬腿上，自討沒趣。好在文帝為人寬厚，給當事者留有餘地，不僅把千里馬退還，還給人家旅途費用。他是對事不對人的，專為此事下詔：「朕不接受貢獻之物，務令全國各地不要前來進獻。」及時制止這種進獻拍馬之風。

　　漢文帝聽說祭祀祈禱，祠官祝釐，皆歸福於帝，不為百姓，他感到甚是慚愧，說：「以朕這樣的失德之人，獨享神靈的福蔭，而百姓們卻不能分享，這是加重朕的過失。此後祠官在祭祀禱告時，不要再為朕個人祈禱祝福。」漢文帝曾想修一露台，先讓工匠合算成本，得知需要花費一百斤黃金之時便說：「這一百斤黃金，相當於十位『中產階級』家庭財產的總和，我居住着先帝留下的宮室，常懼使它蒙羞，於心不安，還修建露台幹什麼呢。」於是立馬放棄這個念頭。他當皇帝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身穿黑色的粗絲衣服，帷帳不繡花紋，「以示敦樸，為天下先」。而民「有不便」，或修正律法，或減免賦稅，「輒馳以利民」。

　　漢文帝的這種有所畏懼的心態，使他有氣度納諫，接受他律。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即以帝王之尊，也難免當局者迷，自己不易看到自己的不足與過失，光靠自省、自律，是遠遠不夠的。漢文帝顯然意識到這一點，他曾下詔，要求群臣「悉思」他的「過失」以及他的「知見之所不及」，並毫無保留地告訴他，要求群臣舉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正、彌補他的過失。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後，「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參見賈誼《治安策》），為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訓，廣開言路，使人無所顧忌地批評朝政，漢文帝專門下詔，廢除了「誹謗罪」與「妖言罪」，其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

  知與行並非總是同一的，故有知難行難之辯。能夠做到的未必就能認知，能夠認知的，更未必就能做到。犯顏直諫者難，從諫如流同樣不易。

　　潁陰侯灌嬰的騎從賈山，曾上書文帝，論述犯顏直諫之難，說君主的威嚴，遠遠超過「雷霆」；君主的權力，遠遠不只「萬鈞」，即使君主「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當臣子的尚且「猶恐懼而不敢自盡」，何況君主「縱欲恣暴、惡聞其過」？然而，君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明知犯顏直諫之難的賈山又直抒己見，指陳即位之後「節用愛民，平獄緩刑」而使「天下莫不說喜」的漢文帝之過失，批評他剛有良好的開局，就與「豪俊之臣，方正之士……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他為此感到痛心；還說如此這般，使有關臣子「修之於家」的品行「壞之於天子之廷」，他為此感到惋惜。賈山在漢文帝的政聲如日中天之時，向他提出了如此尖銳的批評，確乎觸犯了「天顏」，但漢文帝沒有惱羞成怒，反而「嘉納其言」，跨越了這一道很容易「掛不住臉」的坎。 　　 （一）